萬卷書變身文化晴雨計

不建高鐵，香港怕被邊緣化；不建第三條跑道，怕航空樞紐地位不保；內地發展金融業，怕丟失金融中心的名銜；徵收遺產稅，怕資金逃往新加坡。

說得好聽一點，香港「居安慮危」，正合溫總的訓示。從壞處看，香港人心惶惶，草木皆兵，我們真是這樣不濟嗎？

市場學有所謂「品牌知名度」，最重要是人家知道你的存在，聽過你的名字，你有話題談論；一個有價值的品牌，必須街知巷聞。香港堪稱亞洲國際都會，是否名符其實呢？在外國人心目中，亞洲哪個城市最具知名度？

網上最大搜尋器谷歌，正在掃瞄數以百萬計的書本，讓網民查閱，至今共掃瞄超過一千五百萬本（所有書的 12%），出版日期遠至四百多年前；這一大堆文字經過整理，可供各式各樣的統計和研究，片言隻字、流行用語、各類名詞、動詞、形容詞的興衰起跌，標誌着文化的變遷。

一千五百萬本書，沒可能人手整理，谷歌採用字體辨識技術，把工序自動化。由於紙張、印刷等參差，只有約五百萬本（所有書的 4%）的掃瞄質素容許自動辨識，其中英文居多，法文、西班牙文、德文、中文、俄文、希伯來文都有，最舊的書籍遠至十六世紀。早期每年只得寥寥數本作品，不夠字數作有意義的統計，1800 年增至每年六千萬字，1900 年達十四億字，2000 年達八十億字。八十億字有多少？通常洋人每分鐘閱讀 200 字，不吃不睡也要八十年才讀完；不要忘記，這只是所有書的 4%，是現代「資訊泛濫」的另一寫照。

普通人都可以查看這些資料，谷歌有個 Books Ngram Viewer，只要輸入詞彙，便可看到歷年用字的興衰起跌。單字叫「1-gram」，兩個字的 phrase 叫「2-gram」，三個字的 phrase 叫「3-gram」，如此類推，故有「Ngram Viewer」之名，不僅可以查看單字的頻率，也可查看 phrase 的頻率。

亞洲哪個城市最具知名度？香港的對手，我首先想起新加坡，再而東京，我輸入「Hong Kong,Singapore,Tokyo」，得下圖：


可見香港在八十年代超越新加坡，數年後再超越東京。東京由 1990 年開始下滑，相信與日本經濟衰落不無關係。留意上圖截至 2000 年，十年人事幾番新，近十年的知名度有何變化，圖中沒有顯示。據我的觀察，Ngram Viewer 的數據近至 2008 年，可是 2000 年後三個城市的「見書率」不約而同大幅下滑，我懷疑谷歌尚未完全掃瞄近期書籍，2000 年後的數據暫時未必完整。那 2000 年的數據肯定完整嗎？以 2000 年為截止有何根據？首先，Ngram Viewer 的預設年期為 1800 年至 2000 年。其次，一篇在學術期刊 Science 發表、以谷歌數據作基礎的研究也用 1800 年至 2000 年這個時段，看來以 2000 年作結應該是準確的。

中國城市中，香港知名度又如何？對手城市，我想起上海和北京，北京舊譯「Peking」，現譯「Beijing」，我輸入「Hong Kong,Shanghai,Peking,Beijing」，得下圖：


三、四十年代是上海的輝煌歲月。此外，留意「Beijing」在七十年代開始採用，代替沿用了一百五十年的「Peking」，上圖見證了慣用譯名的演變。

文首提過「邊緣化」一詞，來自英語「marginalized」或「marginalised」，這是近三十年才流行的用語，哪個串法較通行呢？


Ngram Viewer 也可搜尋中文字，它註明是「Chinese (simplified)」，令人以為只可搜尋簡體字，其實它繁簡體均適用，可是繁簡不能互通。舉例，輸入「國」字，它只會搜尋這個繁體字，不包括簡體；輸入「国」字，它只會搜尋這個簡體字，不包括繁體。繁簡體均可搜尋，但是獨立不互通。同時搜尋「國」和「国」，便知道繁體何時沒落，簡體何時興起。

已掃瞄的中文書籍，先於五十年代的十分少，不夠字數作有意義的統計，因此我把年限定為 1960 年之後。國內言文，強調人民、黨、國家、社會等概念，哪個最常提及呢？我輸入「人民,党,国家,社会」，得下圖：


黨包尾，有點驚喜。人民漸次低於社會和國家，是不是好現象呢？

溫家寶早前大談民主，大家不必見怪。下圖顯示，民主斷斷續續談了四十年，但一談改革，是經濟改革居多；民主依然在談，民主改革免問。


最後順帶一提，如果搜尋「共产主义」，必須在「共产」與「主义」之間加一個空白，這是英語主導的「後遺症」。上面說過，谷歌用字體辨識軟件分析掃瞄影象，英文詞與詞之間以空白分隔，非常易辦；中文沒有分隔詞語，辨識軟件看見「共产主义」四字，怎知是「共」「产主义」、「共产」「主义」還是「共产主」「义」呢？有些叫「segmenter」的軟件，懂得「共产」為一常用詞，「主义」為另一常用詞，故在兩詞之間加一個「虛擬」的空白，讓辨識軟件能把英文的分詞法用於中文。「共产主义」四字，載到資料庫裡拆成三行：「共产」這個單詞（1-gram）出現一次，「主义」這個單詞出現一次，「共产」「主义」這個雙詞 phrase（2-gram）出現一次。為了迎合資料庫的「口味」，當搜尋「共产主义」，我們必須主動分詞，在中間加一空白，資料庫才知道我們真正想搜尋什麼。

Ngram Viewer 很好玩，大家上網試試吧。

（2011 年 1 月 5 日 信報副刊）

學術參考：
Jean-Baptiste Michel, et al. (2010), “Quantitative Analysis of Culture Using Millions of Digitized Books,” Science. doi:10.1126/science.1199644

其他報導：Technology Review, Science News, Seed Magazine, Not Exactly Rocket Science, ars technica

免費贈送多幾幅圖……

那個中國聲稱屬於中國，日本聲稱屬於日本的地方，應該叫作「钓鱼台」，還是「钓鱼岛」？



二次大戰三巨頭加毛主席，誰最有名？（留意，羅斯福總統的父親堂兄也是美國總統，那 1920 年的「山頭」應該屬於他父親堂兄。此外，「Churchill」很明顯有其他用途，可能是地方名吧。）



資本主義、共產主義、法西斯主義、社會主義，哪種意識形態歷久常新？

亂世的秩序

地震、洪水、山火、戰爭、恐怖襲擊。有何共通點？

記者：「年尾製作世界大事回顧的最佳材料。沒有它們，我早已失業。」

無國界醫生：「又是我出動的時候……well，山火未必，但其餘四件，我都會去。」

受虐者：「每件事都曾經發生在我身上，慘劇每晚都會發生。你以為阿富汗才有戰爭嗎？我家每天都在打仗。你怕朝鮮局勢一觸即發？爸爸每秒都一觸即發。死不是最恐怖，活在恐懼之中才是最恐怖。」

天災人禍，新聞有刊載的，通常都是「大件事」。然而，在泛光燈照不到的幽暗角落，有着千千萬萬不值一提的小事件、小悲劇。我們知道汶川大地震，卻不知道每年有超過一百萬次小地震；知道歷年華南水災，卻無暇兼顧成千上萬的小泛濫；記得八仙嶺大火，香港每年上千宗山火你知道嗎？兩次世界大戰眾所周知，而忘卻了無數內戰和衝突；九一一歷歷在目，昨天發生多少次恐怖襲擊你又知不知道？

大災難必上頭條，受害人亦得到各方憐憫和幫助；日常社會天天發生諸如黑幫械鬥、謀殺、強姦、縱火、虐待等小規模悲劇，我們又知道多少？每一件「大事」給大肆報導，有多少件「小事」被忽略及遺忘？「大事」和「小事」發生的頻率有沒有規律呢？

英國人 Lewis Richardson 在上世紀四十年代已經思考類似問題，他想，戰爭、暴動、謀殺骨子裡都是人與人的衝突，是人類侵略性的體現，雖然背景迥異，其中有否一些隱藏規律呢？第二次世界大戰死了二千多萬人，美國內戰「只」死了六十多萬，謀殺受害者由一至數個不等，此等懸殊的「規模」，有何規律可言？Richardson 收集了 1820 至 1945 年所知戰爭的死亡人數，並以英國和威爾斯的謀殺案例估算全球謀殺比率（一次謀殺可視為一次超小型戰爭），發現戰事規模與頻率成反比，傷亡愈慘重愈是罕見，死傷愈輕愈是常見；假如這是唯一發現，不說也罷，但當他把數據繪成圖表，以死亡人數為橫軸，出現頻率為縱軸（兩軸皆為對數），圖中的點竟由左上至右下成一直線！

在對數圖形成一條傾向右下方的直線（如右圖），符合這形態的算式泛稱「power law」，換言之，人類衝突顯示 power law 的形態。事實上，地震、洪水、山火、恐怖襲擊也符合 power law，其規模和頻率繪成對數圖，也會成一條傾向右下方的直線。有「power」之稱，因為數式的主要部分為某數的負次方，「次方」的英文是「power」，故名。

Power law 這名字，大家可能覺得陌生，「黑天鵝現象」應該聽過吧。「黑天鵝」指一些理論上極為罕見、但實際上偶有出現的大震盪（例如股市大瀉），為什麼理論與現實不符呢？研究社會現象的學者，通常假設數據「正常分佈」（normally distributed），「正常分佈」的數字不會離平均值太遠，走向極端的機率極低，這顯然與事實不符。相反，power law 容許極端情況發生（儘管可能性較低），「黑天鵝」的出現顯得較為合理，用來解釋現象比較恰當。在「正常分佈」的框架下，「黑天鵝」是一個謎；在 power law 的框架下，「黑天鵝」早在意料之內。

與 Richardson 同一年代，另一名叫 George Zipf 的學者發現又一有趣現象。把美國城市根據人口排名，其人口比例恰好是排名的比例，例如，第二位城市的人口是第一位的 1/2，第三位人口是第二位的 2/3，如此類推，第一百位人口是第九十九位的 99/100。這是 Zipf's law，用在英語詞彙也可以，「the」是最常用的詞語，「of」次之，後者出現的頻率恰好是前者的 1/2。

Zipf's law 是 power law 的一種。Power law 不僅形容天災人禍，很多社會現象也可以，說 power law 無處不在，不算誇張。

80/20 法則，大家應該聽過。用 20% 努力拿到 80 分，餘下的 20 分卻往往需要 80% 努力，付出愈多，所得遞減。這法則也體現在財富分佈，最富有的兩成人士控制社會上八成財富，另一端看，最窮困的八成人口只佔所有財富的兩成。富者愈富，貧者愈貧，這是 80/20 法則的另一解讀。會考成績又如何？兩成學生拿去八成分數？兩成學校拿去八成「A」？有沒有這樣懸殊，研究過才知。樓市呢？兩成房屋佔去八成市值？比例會不會隨樓市興衰而改變？又一有趣課題。

80/20 法則由意大利人 Vilfredo Pareto 在上世紀初所創，據他所說，財富分佈也跟隨 power law，80/20 法則實是 power law 的另一體現。

Power law 無處不在，遠至無法預測的大地震，近至自食其果的金融海嘯，小至事不關己的謀殺案，大至影響深遠的世界大戰，看似風馬牛不相及，有的天然，有的人為，為什麼竟然隱藏着同一秩序？學者未有答案。對於個別現象，他們能夠提出一些頗具解釋力的模型，但暫時還沒有一套「集大成」的理論涵蓋所有 power law 現象。

某次與親戚飲茶，談到我替信報撰文，一人問：「信報？邊個睇呀？」另一人衝口而出：「最有錢嗰啲人咪睇囉！」真有洞見！的確，信報讀者多是幸運的一群，位處或接近 power law 的頂端，享受着 power law 給幸運兒帶來的好處。對於貧苦老百姓而言，「power law」可能另有所指；他們心目中，「power law」所代表的，可能是「power breeds power」，貧者愈貧，富者愈富，又或者如英文諺語所言「absolute power corrupts absolutely」。

（2010 年 12 月 22 日 信報副刊）

後記：線上遊戲魔獸世界，最活躍的 11% 玩家佔去過半的遊戲時間，與 80/20 法則如出一轍。最沉迷一星期玩 149 小時，平均每天 21.3 小時。

學術參考：
Juan Camilo Bohorquez, Sean Gourley, Alexander R. Dixon, Michael Spagat, Neil F. Johnson (2009), “Common Ecology Quantifies Human Insurgency,” Nature 462, 911-914. doi:10.1038/nature08631

M. E. J. Newman (2005), “Power laws, Pareto Distributions and Zipf's Law,” Contemporary Physics 46, 323-351. doi:10.1080/00107510500052444

Lars-Erik Cederman (2003), “Modeling the Size of Wars: From Billiard Balls to Sandpiles,”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97, 135-150.

Lewis F. Richardson (1948), “Variation of the Frequency of Fatal Quarrels With Magnitude,”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Statistical Association 43, 523-546.

四分鐘經歷二百年

Hans Rosling，去年我都貼過他一次 TED Talk，你可以視他為一位 data visualizer，把數據生動化，今次他與 BBC 合作，介紹世界二百多年的發展。

日本人這樣計乘數

中國消失了？

Facebook 的 Paul Butler 造了這幅「世界地圖」，顯示各城市之間 facebook 用戶的聯繫。我首先留意到印尼在亞洲的「樞紐」地位，其次是中國在地球上「消失」。

點擊下圖見超高清版本。

Source: Facebook's Social Network Graph

我的毒藥可能是你的正餐

12 月 2 日星期四，美國太空總署主持記者招待會，根據三天前發出的新聞稿，是次記招關於一則天體生物學發現（astrobiology discovery），對尋找外太空生命將有啟示。天體生物學是一門研究宇宙間生命起源、進化、擴散和展望的科學。

好像很高深，很神秘，是個什麼樣的發現呢？由新聞稿至記招之間的數天，各方爭相猜測，是不是火星發現了生物？是不是收到外太空文明發放的無線電訊號？抑或他們的飛船已經進入太陽系？獨立博客 Jason Kottke 翻查記招的出席名單，發現嘉賓們的學術背景包括火星地質和生物學、用砷（arsenic，即砒霜，中外知名的毒藥）進行的另類光合作用、土星最大衛星泰坦（Titan）的化學環境和生命起源的化學。Kottke 說：「如果要我猜測美國太空總署葫蘆裡賣什麼藥，我相信他們在泰坦表面發現砷，並有證據顯示一些生物利用砷進行光合作用……之類的東西吧。」

是次發現源自一篇科學論文，該論文於記招同日在《科學快訊》（Science Express）公開，《科學快訊》隸屬權威學術期刊《科學》，專門預先發放某些特定文章。一位看過論文的內幕人士，試圖「撲熄」謠言，說：「我已經看過論文，不是大家想的那樣。」

星期四，真相大白，與外太空無關，地點是美國加州的一個內陸湖。莫諾湖（Mono Lake）位於加州優勝美地國家公園（Yosemite National Park），它沒有出口，流進來的化學物積聚經年，湖水含砷量之高乃世上數一數二，任何生物存活於此，必須學會應付砷這種劇毒。

化學周期表上，同一直行的元素有着相似的化學特性；砷在磷（phosphorus）之下，化學上兩者頗為相似。磷是生命必須的元素，DNA 含磷，細胞膜含磷，攜帶能量的 ATP 含磷；沒有磷，我們認識的生命不會存在（其餘五種必備元素是：碳、氫、氮、氧、硫）。

砷有毒，因為與磷相似。當身體遇上砷，誤當為磷吸收，運進體內才發現是「假磷」，需要「真」磷的新陳代謝進行不了，結果嗚呼哀哉。情況好像金鋪誤收假金，假金賣不出，長此下去，金鋪只有關門。砷有毒，因為它能冒充磷。

另一方面，有些生物學家卻問，既然兩者相似，有沒有生物能以砷代替磷？換句話說，我們的毒藥會不會是牠們的正餐？尋找這樣的生物，含砷量奇高的莫諾湖當然是理想的地點。

研究團隊的首領是 Felisa Wolfe-Simon，她從莫諾湖抽取一些泥，以營養液培植裡面的細菌，營養液包含所有營養，唯獨缺磷；少量殘餘的磷來自天然，故研究員不斷稀釋，務求「洗走」大部分磷；稀釋的同時，不斷提升營養液的砷含量，換言之，細菌在一處愈來愈「少磷多砷」的環境下生長。分析存活細菌的基因，得知其屬於非常另類的一門，早前墨西哥灣漏油，在海中吃油的細菌便是同類。

不要太興奮，該細菌看似以砷代磷，但有選擇的時候，它依然喜歡磷。給細菌「多磷少砷」的環境，它的生長快 60%。給它「少磷少砷」呢？營養不良，不再生長了。

以上實驗證明了細菌能在高含砷量的環境下存活，但它有否真正使用砷呢？研究人員利用帶幅射的砷，追蹤砷的去向，發現細菌的蛋白、脂肪、甚至 DNA 都有砷的蹤影；他們更用了另外幾個高科技法門，互相印證，說明砷的的確確被細菌吸收，作為磷的替代品，用來建構細胞組織。其中最驚人之處，也是論文作者和美國太空總署最強調的，是 DNA 竟能以砷建構；DNA 是生命的「原材料」，其組成的任何改變，都是科學界的大新聞。

美國太空總署拿出天體生物學作「招徠」，引起許多不着邊際的聯想，雖不能說全錯（例如，一個充滿砷的星球，不能就此否定生命存在），但其刻意誤導製造宣傳的企圖非常明顯。耐人尋味的新聞稿引起各方揣測，經數天熱烈討論後迷底揭曉，只換來「雷聲大雨點小」的失望。

英文有句話，extraordinary claims require extraordinary evidence；這次的處理手法，正如一篇報導的標題，extraordinary claims attract extraordinary blogging。如果美國太空總署以製造新聞為目的，無疑達到了；純粹從科學角度而言，這次研究提供的證據，是否足夠支持它的 extraordinary claim 呢？

有些科學家持否定的意見。加拿大英屬哥倫比亞大學（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的 Rosie Redfield 和美國哈佛大學的 Alex Bradley 便對論文作了精闢而專業的評論，反對可歸納為兩點。首先，實驗室給細菌的生長環境雖然不斷稀釋，含磷量降至非常低，但 Redfield 計算過，如此低的含磷量理論上仍然夠用；上面說過，在「少磷少砷」環境中，細菌不再生長，Redfield 認為這是誤導，因為認真看過圖表後，發現細菌其實有增生的，只是相對其他「營養豐富」的環境而言，速度十分慢。Bradley 更指出，一個叫 Sargasso Sea 的地方，含磷量比實驗要低幾百倍，微生物依然大行其道，可見實驗的含磷量雖低，卻未低至無磷可用。

第二個反對重點，是實驗程序。根據論文，作者用幾種高科技來顯示砷「入侵」了細菌的 DNA，Redfield 和 Bradley 卻不約而同認為，實驗程序未將 DNA 適當分離，所顯示的砷可能來自周遭；借用 Redfield 的說話，他們用高科技，但犯了「低級錯誤」。

兩位論者均認為這篇論文毫不紮實，漏洞多多，其驚人結論亦毫不可信。

我是行外人，不敢對論文及專家意見莽作評論，只有待時間查明真相。這次事件給我上了一課，世事永遠利弊相隨。你想嘩眾取寵製造新聞嗎？可以，但要做好給人「評頭品足」的心理準備，愈大新聞吸引愈多眼球，絲毫瑕疵亦變得無所遁形；不幸的話，瑕疵愈挖愈大，大至不可收拾，你便成為一個著名的失敗者，那是多麼尷尬的一回事。「食得鹹魚抵得渴」，嘩眾取寵之前，必須做好承受輿論的準備。

（2010 年 12 月 15 日 信報副刊）

學術參考：
Felisa Wolfe-Simon, et al. (2010), “A Bacterium That Can Grow by Using Arsenic Instead of Phosphorus,” Science. doi:10.1126/science.1197258

用 Lego 預測日蝕

約一年前，我提過一件希臘寶物，是一個古代日蝕計算器。今天，有人以 Lego 仿製了這件裝置，厲害。


Source: New Scientist TV

零至十歲只需 85 秒

一位父親由女兒出生那天開始，每天替女兒影一張相，串連成這段片。女兒現在十歲。

好事永遠唔關你事，壞事就一定關你事

一間公司的經理會見總裁，問：「我這裡有一新計劃，它能幫公司賺錢，同時綠化環境。去唔去馬？」

總裁說：「我不在乎環保，只在乎盈虧，去馬。」

新計劃開始，公司賺錢之餘，環境得到綠化。

你認為，總裁有否綠化環境的「意圖」（intention）呢？

***

另一間公司，另一位經理會見總裁，問：「我這裡有一新計劃，它能幫公司賺錢，但會污染環境。去唔去馬？」

總裁說：「我不在乎環保，只在乎盈虧，去馬。」

新計劃開始，公司賺錢之餘，環境遭到污染。

你認為，總裁有否污染環境的「意圖」（intention）呢？

***

第一題，多會答「否」；第二題，多會答「有」。

兩位總裁的出發點一致，保育環境對他們而言，只是可有可無的「副產物」。然而，當空氣清新，人人受惠，無人會說句「多謝」；但當污煙瘴氣，臭氣薰天，人們便爭相指摘其缺乏「社會責任」。這種「好事永遠唔關你事，壞事就一定關你事」的不平衡心態，稱為「Knobe effect」，由普林斯頓大學的 Joshua Knobe 在 2003 年發現，亦可稱為「副產物效應」（side-effect effect）。

Knobe 的研究屬實驗哲學（experimental philosophy），其實即是心理學，只是實驗意念源自哲學課題。哲學家喜歡思考「道德」這東西，什麼是「好」什麼是「壞」，與生俱來或是後天薰陶，外在條件如何影響道德判斷等。傳統哲學家愛憑空思考，近年興起的實驗哲學則愛走進人群，做些實地測試。一般認為，某人是否「企圖」（intentionally）作某件事，應與該事件的好壞無關，以上實驗表明該想法是錯的；對事件的道德判斷（好／壞），原來影響着對當事人企圖的判斷。

Knobe effect 其實每天都在社會中表現出來，政客早已熟知一條「定律」，無論任何政策，永遠只見受害者大喊反對，從來不見（或少見）受惠者站出來高喊支持。2003 年沙士兼通縮，負資產業主怨聲載道，卻沒有首次置業人士上街高呼低樓價的好處。今年樓價狂飆，月入五、六萬元的中產夫婦亦埋怨政府袖手旁觀，反觀昔日的負資產坐享樓市升勢，悶聲發大財，他們可會走出來為高樓價政策護航？

好事不會歸功政府，壞事卻一定歸咎政府，這是政府的宿命。

Knobe effect 不僅適用於公司和政府，亦適用於個人。再看一例。

***

將軍對排長說：「遣你的士兵上太平山頂。」

排長猶疑：「那裡炮火很猛，如果上山，一定有人陣亡。」

將軍喝道：「我知那裡炮火很猛，也知道一定有人陣亡，但我不管士兵的死活，我要佔領太平山。」

士兵上山，槍林彈雨下死傷難免。

你認為，將軍是否「刻意」讓士兵冒生命危險呢？

***

將軍對排長說：「遣你的士兵上太平山頂。」

排長大喜：「山腳炮火很猛，如果上山，士兵便可鬆一口氣。」

將軍喝道：「我知山腳炮火很猛，也知道士兵將可鬆一口氣，但我不管士兵的死活，我要佔領太平山。」

士兵上山，暫得喘息。

你認為，將軍是否「刻意」救士兵離開險境呢？

***

第一題，多會答「是」；第二題，多會答「否」。

將軍唯一目標是佔領太平山，士兵安危只是「副產物」；視乎「副產物」的好壞，我們對將軍帶出「副產物」的「意圖」便有不同判斷。好事永遠唔關你事，壞事就一定關你事，又一明證。

心理實驗無疑是人性的放大鏡，可是其對世事的簡化描述，有否過分簡化呢？能否反映錯綜複雜的現實？Knobe effect 是不是放諸四海而皆準？

讓我扮演維基解密，「洩漏」一些由我憑空捏造的「機密」。

***

親信：「共產黨想繼續執政的話，人民生活必須改善，開放改革是唯一出路。」

鄧小平：「我不在乎人民的死活，只在乎共產黨繼續執政，立即進行開放改革。」

開放改革無疑是鄧小平的決定，但他是否「意圖」改革呢？假如你的答案是「否」，開放改革應否歸功於他？

***

親信：「開放改革不能一蹴而蹴，必須先讓一部分人富起來。」

鄧小平：「我不在乎誰貧誰富，只在乎共產黨繼續執政，就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吧。」

今日中國國力大盛，是否鄧小平「有意」為之？假如你的答案是「否」，中國今日的繁盛是不是他的功勞？

***

親信：「那便要暫時犧牲鄉村農民，容許貧富不均惡化。」

鄧小平：「我再說一遍，我不在乎人民的死活，只在乎共產黨繼續執政，立即進行開放改革。」

看見國內種種不公，應否歸咎鄧小平呢？

***

沒有對或錯的答案，只有你心中的答案。我沒有到處訪問，但我懷疑，這裡的 Knobe effect 比較微弱，甚至相反，即是說，儘管你看過以上的「機密」對話，你依然傾向把好的「副產物」歸功鄧小平，並原諒他對壞後果的漠視。為什麼呢？是不是我們早已認定他是一位「偉大領袖」？是不是我們受惠開放改革，「利慾薰心」呢？

可見心理實驗與現實世界的分歧，在前者，我們以獨立第三者的身份，觀察某人作單純「yes/no」的決定，副作用只得一個；現實裡，我們難以抽離個人經歷，決策者往往面對兩個以上的選擇，每個選擇的副作用一大籮。沒錯，很多心理現象都很有趣，但怎樣應用於現實？有多反映現實？我不知道。

諾貝爾頒獎禮快到，強大的中國早已發出警告，任何出席的國家，將要承擔「相應的後果」。弦外之音，就是「我不在乎跟你鬧翻，只在乎你不出席頒獎禮」，好像小女孩警告朋友，「我不在乎跟你絕交，只在乎你不出席他的生日會」，置長期關係於不顧，一場無關宏旨的典禮反而成了外交焦點，總覺有點本末倒置，有點滑稽，有點幼稚。

（2010 年 12 月 8 日 信報副刊）

學術參考：
J. Knobe (2003), “Intentional Action and Side Effects in Ordinary Language,” Analysis 63, 190-193.

進化論「風水輪流轉」

《謊島叛變》電影裡，一群複製人住在一幢與世隔絕的大樓內。傳說，外面世界已被污染籠罩，人類經已滅絕，他們是唯一幸存者。大樓內秩序井然，每人每刻都受嚴密監控，人們的唯一願望是被挑選往「聖島」居住，據說這是世上僅餘的樂土。

其實，這是一個騙局。複製人是一間生物科技公司的財產，一些有錢人委託這間公司複製自己，將來需要器官移植或代母產子，其複製人便是現成的捐贈者或代母。每當需要器官或即將分娩，複製人便被通知移居「聖島」，一去不返。當然，他們並非往什麼「聖島」，只是被抬進手術室，取得所需器官或嬰孩，其生命便「功德圓滿」，被殺掉。

撇開道德不談，這齣電影犯了許多科幻片相同的毛病：複製人與主人的身形樣貌一模一樣。

孖生兄弟相貌相約，相同基因不是應該長出相似外表的嗎？大家不要忘記，孖生兄弟還在相同的環境下成長，片中主人和複製人的生活環境、經歷和習慣肯定不同，試想像主人天天到沙灘曬太陽，困在大樓的複製人則天天做 gym，又或者，主人小時候家境貧困，營養不良，個子長得矮小，複製人則餐餐大魚大肉，嬌生慣養，長得高大肥胖。當然你可以反駁，除基因之外，複製環境的每一個細節，強逼複製人過主人一樣的生活，不就可以了嗎？此說沒錯，但我敢肯定科幻片忽略了這個，錯誤地給人「基因決定一切」的印象。

基因與外表之間，是一層複雜的化學；基因經過這層化學的「解讀」，才衍生外在的形態。環境影響化學，相同的基因經不同化學的解讀，結果亦不盡同。讓我打個譬喻。如果基因是天書，細胞便是捧着天書的機械人，一舉一動都受天書支配。某天，機械人來到岔路口，翻查天書該往哪邊走，查了半天才知應該向右，他隨手摘下一片樹葉插進天書，方便將來查閱。走了一會，看見一名乞丐在路邊行乞，機械人再次翻開天書找尋，剛翻至適當的章節，忽然吹來一團膠水，幾頁天書黏作一團，讀不到指令，機械人唯有視若無睹，繼續前行。

樹葉和膠水，就是環境改變天書的讀法，亦可說是環境影響基因的解讀。真實的細胞裡，一些化學物可以黏着基因的某幾個「字母」，使其讀不到。接下來的問題是，環境對基因的「薰陶」，那些留在天書的樹葉和膠水，會不會遺傳至下一代呢？會的話，對生物進化又有何啟示呢？

去年是達爾文誕生 200 周年，亦是其進化論巨著《物種始源》出版 150 周年。根據「達爾文式進化」（Darwinian evolution）學派的說法，進化是一支「三步曲」。（一）由於基因會變異，物種內的每隻個體都有少許不同，（二）這群個體在大自然掙扎求存，弱的死掉，（三）強的延續，優秀基因得以傳給後裔。在這「變異、淘汰、繁衍」三步曲的框架下，環境擔當什麼角色呢？唯一角色是把弱的基因淘汰掉。這看法的另一重點是，由於環境不能直接改變基因排列，任何後天的薰陶皆不能透過基因傳給後裔，用較專門的說法，任何「acquired characteristic」都不能遺傳，亦對進化沒有貢獻。

即使我天天曬太陽，曬得一身古銅色，我的兒子不會就此獲得古銅的肌膚，因為我的古銅色是「acquired characteristic」，遺傳不來。我天天做 gym 得來的肌肉也不會遺傳，因為這些肌肉也是「acquired characteristic」。

然而，在達爾文式進化廣受接納之前，人們認為「acquired characteristic」才是進化的機制。以長頸鹿為例，其長頸的由來，是因為每一代的長頸鹿都抬頭吃樹葉，頸子運用多了便給拉長，這「acquired characteristic」代代相傳和積累，便成了今日的長頸。這說法的倡議者為法國人拉馬克（Jean-Baptiste Lamarck），他在達爾文出生那一年發表《動物哲學》一書（Philosophie Zoologique），闡釋他對進化的看法。以「acquired characteristic」為主導的進化觀，稱為「拉馬克式進化」（Lamarckian evolution）。

誰人勝出？不用說。去年慶祝《物種始源》150 周年，許多人對《動物哲學》一書聞所未聞，便知誰勝誰負。古語「成王敗寇」，舉世皆然。

不過，中國人亦有另一句說話，「風水輪流轉」。近十多年，愈來愈多發現表明，某些「acquired characteristic」是可以遺傳的。沿用天書和機械人的比喻，機械人複製自己時（細胞分裂），不僅複製一本天書給那第二個自己，書中某些樹葉和膠水也會一同複製，換句話說，環境對天書的「薰陶」（acquired characteristic）是可以遺傳的。經過接近兩世紀的遺棄，拉馬克式進化重見曙光，這當然不代表達爾文是錯的，只說明達爾文式進化不是事實的全部。

舉數例。延長壽命的最簡單方法是控制食量，未有人類實驗，但在很多微生物和老鼠身上已經證實，吃得愈少，活得愈長。上一代節食換來長壽，益處會否延至下一代呢？會的，至少某些微生物會。今年一個實驗顯示，限制某類微生物進食，能令牠們長壽 50%；捱過饑餓的母親所生的下一代，即使飲食正常，其壽命亦長 20%，研究人員發現其抗氧化機能較活躍，這是上一代節食得來的「優良傳統」。節食延壽絕對是一種「acquired characteristic」，想不到竟可遺傳。

另一次實驗，把雄鼠暴露在幅射底下，患癌機會固然提升，想不到亦會增加後裔患癌的機會，儘管後裔沒被幅射照過。研究人員發現後裔的基因修復機能較弱，相信是一些依附在雄鼠精子基因的化學物所致。

此外，癡肥、糖尿、濫藥等傾向，亦會通過一些基因以外的途徑遺傳（天書之外，還有書中的樹葉和膠水）。總括而言，愈來愈多「acquired characteristic」原來可以遺傳的，拉馬克還未投胎的話，在天之靈一定在笑。

（2010 年 12 月 1 日 信報副刊）

學術參考：
Sheau-Fang Ng, et al. (2010), “Chronic High-Fat Diet in Fathers Programs Beta-Cell Dysfunction in Female Rat Offspring,” Nature 467, 963-966. doi: 10.1038/nature09491

Gen Kaneko, et al. (2010), “Calorie Restriction-Induced Maternal Longevity Is Transmitted to Their Daughters in a Rotifer,” Functional Ecology. doi: 10.1111/j.1365-2435.2010.01773.x

Eugene V. Koonin, Yuri I. Wolf (2009), “Is Evolution Darwinian or/and Lamarckian?” Biology Direct 4, 42. doi: 10.1186/1745-6150-4-42

Yuri E. Dubrova, et al. (2000), “Transgenerational Mutation by Radiation,” Nature 405, 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