婚姻的關「鍵」

「我有咗。」她邊說邊呆望着碗中的白飯。白飯冒出的煙，隱藏着大半邊面孔。

這是純粹事實的告知，還是渴望復合的暗示，我不知道。我等她說下去，但她沒再說半句。白飯不再冒煙，卻不代表一目了然。模糊的面目，依然模糊……

「我愛你」，是一段感情的開始；「我願意」，是一段婚姻的開始；「我有咗」，竟然是復合的開始。原已決定離婚的我倆，再次走在一起，不是被逼，也不是自願，胡裡胡塗的人生，繼續胡裡胡塗的走下去……

原已離心的兩人，就像兩顆帶正電的原子核，相互排斥，若非某些力量從中牽引，只會各走各路。氫氣是 H₂，由兩顆氫原子構成，之所以合一，有賴兩顆帶負電的電子鑽進它們中間，電子同時吸引兩顆帶正電的氫原子核，把它們牢牢地拉作一團，兩者「逼不得已」結合成 H₂ 氫分子。這樣的結合，化學上稱為「共價鍵」（covalent bond）。「共價」，有「共享」的意思，即兩顆氫原子因「共享」某數量的電子而結合。

孩子出生後，我和她分擔養育的責任和費用，各人一半，互不拖欠。孩子是個體，不能亦不應被「分享」，但我倆共同承擔，原已離心的兩人，因小生命的出現「逼不得已」再次走在一起，可說體現了「共價鍵」的精神。從前讀化學，不明白為何「bond」譯作「鍵」，現在有所領悟，原來兩件物體結合，必有第三方作「關鍵」，例如電子作為原子結合的「關鍵」，孩子作為我倆復合的「關鍵」，沒有一個「鍵」，結合根本不會發生。「bond」譯作「鍵」，足見譯者的智慧。

沒有「關鍵」，沒有結合。「關鍵」在，結合卻未必發生，這要視乎個別情況。有多少電子也好，不是任何兩顆原子也能夠結合，要視乎原子本身的組成，簡單來說，若果結合後整體能量較低，結合便發生；假若結合後整體能量上升，便維持原狀。大自然永遠喜歡能量較低的安排。

人不關心能量，只關心快樂，不獨自身的快樂，還有身邊人的快樂。換個較為學術的說法，人所尋求的，是「快樂最大化」（maximize happiness）。我和她決定復合，就是為了「最大化」這個家庭的總體快樂，不是我倆的快樂，而是包括孩子的快樂。

孩子是我和她之間的「共價鍵」，一點沒錯。然而，隨着孩子成長，這個「鍵」的性質開始轉變。孩子喜歡親近她，「共價鍵」漸漸向她「傾斜」。我們依然分擔照顧的責任和費用，但孩子跟她的關係較為密切，是路人皆見的。

化學上也有這種「傾斜」的共價鍵。水是 H₂O，氫和氧原子之間由共價鍵連接，但氧原子對電子較為吸引，故電子會偏向氧原子，使氧原子的一端積聚較多負電，氫原子的一端較多正電，這稱為 polar covalent bond，仍是共價鍵，但是有正負兩極的共價鍵。

一天，孩子頑皮，我用藤條懲處，鄰居看見，報警說我虐兒。恰巧孩子早前在校玩耍，跌跌撞撞，身上幾處瘀傷，我百詞莫辯，法官判罰百多小時社會服務令及必須遷離住處，從此不准接近小孩。就這樣，一個大好家庭慘遭拆散。

她對我還算信任，容許孩子跟我通電話。我和她的「共價鍵」雖被拆散，幸好世上還有「離子鍵」（ionic bond），使我倆不致分道揚鑣。離子鍵裡，電子不是共享，而是由一顆原子轉移至另一顆原子，失去電子的原子帶正電，接收電子的原子帶負電，正負相吸，兩者繫在一起，鹽（NaCl，氯化鈉）裡面的氯和鈉原子就是以離子鍵連接的。

現在孩子與她同住，撫養的責任由她一力承擔，我和她的聯繫，已由「共價鍵」變成「離子鍵」，我「失去」的孩子由她「保管」，「離」開了的兒「子」變成我倆保持聯絡的關「鍵」，中譯隱藏的智慧，嘆為觀止。

從前讀化學，原子結合的方式，只有共價鍵和離子鍵兩種，近年發現第三種，叫 charge-shift bond，簡單來說，這是共價和離子鍵的混合，電子時而共享、時而轉移至其中一顆原子保管，很多原來以為是共價鍵的物質，其實是 charge-shift bond 才對，氟氣（F₂）和氯氣（Cl₂）是二例。

我正在上訴，不是要求返回「共價鍵」，只要法官容許我每星期數小時陪伴孩子，這種「charge-shift bond」式關係，我便心滿意足了。

（2010 年 7 月 20 日 信報副刊）

學術參考：
Sason Shaik, David Danovich, Wei Wu, Philippe C. Hiberty (2009), “Charge-Shift Bonding and Its Manifestations in Chemistry,” Nature Chemistry 1, 443-449.

Lixian Zhang, Fuming Ying, Wei Wu, Philippe C. Hiberty, Sason Shaik (2009), “Topology of Electron Charge Density for Chemical Bonds from Valence Bond Theory: A Probe of Bonding Types,” Chemistry - A European Journal 15, 2979-2989.

Philippe C. Hiberty, Romain Ramozzi, Lingchun Song, Wei Wu, Sason Shaik (2006), “The Physical Origin of Large Covalent-Ionic Resonance Energies in Some Two-Electron Bonds,” Faraday Discussions 135, 261-272.

Gjergji Sini, Philippe Maitre, Philippe C. Hiberty (1991), “Covalent, Ionic and Resonating Single Bonds,” Journal of Molecular Structure 229, 163-1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