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藝人喜愛公開道歉？

上星期扭開電視，莫少聰正在開記者會，交代北京吸毒被捕的來龍去脈，並且鞠躬致歉。

我覺得很搞笑，他對着鏡頭道歉幹麼？道歉的對象是誰？行為不當傷了家人的心，向他們道歉還可以理解；眾目睽睽下公開致歉，對象顯然不限於家人，他真的以為有粉絲會為他傷神？還是擔心自己作了「壞榜樣」，向全港小孩、青年、家長和老師致歉？他自視過高了吧。

莫少聰不是個別例子，兩年前關楚耀和衛詩在日本藏毒，返港後也是滿臉子後悔，對着公眾 say sorry。藝人做錯事，公開道歉已成為「補鑊」的其中一項指定動作，然而這種對象模糊不清的道歉模式，與一般對道歉的理解格格不入，沒有「受害人」的道歉是說給誰聽的呢？道歉者處於什麼心理狀態？這些道歉有沒有社會功能？

我上網略作搜尋，這方面的心理學研究不多，幸好仍有足夠資料供我發揮一下。道歉的標準事項包括：（一）承認做錯事，（二）承認自己有責任，（三）表達懊悔，（四）承諾不再犯，（五）提出補償。用此框架分析一下莫少聰在記者會的聲明。

「首先我要澄清的是，我沒有藏毒，也不是在家裡跟其他人一起聚毒，在我家裡也沒有發現任何毒品。」我沒有你們想像中的壞……

「警方跟我說，在三天之前，有人舉報你吸食大麻，那我就跟他說這個是事實。」我是個誠實、值得信賴的人……

「當天的情況是，我有很多朋友去頤和園旅行，那當中有二十幾人，我認識的只有六人，其他人我都是第一次認識的。遊覽的時候，有人把一個煙斗的東西，叫我去吸食，他說裡面是大麻，我開始時拒絕了，說我不抽這些東西，後來他還是一而再、再而三的叫我去，給個面子，就吸一下嘛。所以我就應酬了他一下，吸了一口我就走開。整件事情就是這樣子發生。」礙於禮貌我才勉為其難，只吸一口……

「當然這事情是不對的。」（一）承認做錯事……

「我的行為是做錯的。」（二）承認責任……

「所以經過這一次，我也希望可以給一些年輕一個借鑒，希望他們以後碰到這種事情，都要學會說不。」（三）表達懊悔：如果給我再走一次，我會說不……

「警方也深入調查，發現我本來就沒有毒癮，也不是一個長期吸食毒品的吸毒者，所以後來就把我放出來。整件事情就是這個樣子。」你看，公安也放我一馬，我真的沒有你們想像中的壞……

「對不起，也向所有關心我的朋友，向大家、我的家人、我的粉絲，（承諾）我不再犯同樣的錯誤。」（四）承諾不再犯……

漏了（五）提出補償。這可以理解，如此小事一樁，沒什麼值得補償。心靈上的傷害（有的話），也很難以金錢衡量。

他說「對不起」的時候，顯然意識到沒有對象的突兀，勉強以「所有關心我的朋友、家人、粉絲」填上。

對象模糊暫且不論，這段道歉聲明還算是「有效」的。有研究指出，道歉「有效」與否視乎幾方面：（一）錯誤的輕重，（二）引致的後果，（三）當事人責任多少。莫少聰的聲明不斷在這三方面下功夫。「我沒有藏毒，也不是在家裡跟其他人一起聚毒」、「吸了一口我就走開」、「我本來就沒有毒癮」目的在把罪名減輕；「（警方）後來就把我放出來」意指後果輕微，亦間接暗示罪名僅屬「小兒科」；「我開始時拒絕了……他還是一而再、再而三的叫我去」把部分責任卸給他人。「道歉心理學」不是什麼高深學問，道過歉的人都懂，對搞慣公關的人來說更是「第二本能」。

如此「修飾」，難免令人覺得虛偽，然而虛偽的道歉是否有問題呢？大家一定遇過以下情景，小孩甲弄壞了同伴的玩具，同伴放聲大哭，甲的母親走來，令甲道歉，甲不從，母親軟硬兼施，幾分鐘後甲才蠻不願意地「對不起」。這樣道歉虛偽嗎？道歉這回事，虛偽總比沒有好。（就像虛偽的讚美永遠動聽過衷心的咒罵，我亦相信多數母親會教導子女，寧說多點動聽的話，也不應衷心地咒罵別人。）

已故心理學家 Erving Goffman 對道歉有精闢的見解，在其 1971 年出版的《Relations in Public》他這樣說道，「道歉把人切成兩份，犯錯的一部分，與清白並堅信道德的另一部分」，道歉者承認犯錯的同時，亦暗示其值得饒恕的一面，過去的錯失遂變得較易接受。

Goffman 在其 1955 年文章〈On Face-work〉對道歉有更完整的詮釋，他說群體裡每人都有一個自我形象，例如一位員工認為自己幹勁十足，一位母親自認賢妻良母等，當自我形象與別人的觀感吻合，人與人的溝通與群體的運作便井然有序。當某人形象受損（亦即他想維持的形象與別人的觀感不配），該群體原來的流暢運作便受威脅，他於是採取行動去「修復」原來形象，令群體回復昔日秩序。於個人而言，道歉是修復形象的手段；於整體而言，道歉是秩序回復正常的途徑。

秩序的修復經歷四個階段：
（一）爆大鑊：有人揭發莫少聰吸毒被捕，引起軒然大波。
（二）作出道歉：莫少聰開記者會，宣讀聲明。
（三）接受道歉：你接受他的道歉嗎？
（四）道謝：莫少聰感謝你接受他的道歉，如果你接受他道歉的話。

公眾人物喜愛公開道歉，秘密在於階段（三），假如你不接受他的道歉，你便成為阻礙秩序「正常化」的「黑手」；說得通俗一點，道歉者將個波交番俾你 －－ 我已經道歉了，你不接受便是你「小器」。莫少聰道歉後，我們「不應」再窮追猛打，「不應」再耿耿於懷，「應該」讓他改過自新，「應該」讓事件淡忘。他已經道歉了，你不原諒也得原諒他吧。

我終於明白，莫少聰道歉的對象模糊，因為所有人都是對象；一聲道歉，所有人都「被逼」寬恕了他。

（2011 年 5 月 18 日 信報副刊）

學術參考：
Debra Slocum, Alfred Allan, Maria M. Allan (2011), “An Emerging Theory of Apology,” Australian Journal of Psychology. doi:10.1111/j.1742-9536.2011.00013.x

Cynthia McPherson Frantz, Courtney Bennigson (2005), “Better Late Than Early: The Influence of Timing on Apology Effectiveness,”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41, 201–207. doi:10.1016/j.jesp.2004.07.007

Mark Bennett, Christopher Dewberry (1994), “"I've said I'm sorry, haven't I?" A Study of the Identity Implications and Constraints That Apologies Create for Their Recipients,” Current Psychology: Developmental ° Learning ° Personality ° Social 13, 10-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