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得意……
2010年5月29日 星期六
2010年5月27日 星期四
政改給你帶來什麼難題？
說政改難題之前，先讓我給大家幾條難題，熱一熱身。
假設豬流感再次爆發，世衛估計香港會死 600 人。以下兩種特效藥，政府只能購一種，你會怎樣選擇？
藥甲：200 人可以保住性命。[72%]
藥乙：三分一機會保住 600 人的性命，三分二機會完全無效。[28%]
方括號內是選擇該項的典型百分比，多數人寧願「穩穩陣陣」保住 200 人，卻不願冒險拯救 600 人。
禍不單行，非典型肺炎又爆發，世衛估計香港會死多 600 人。又有兩種特效藥，你又會怎樣選擇？
藥丙：400 人會死。[22%]
藥丁：三分一機會無人死，三分二機會 600 人死。[78%]
多數人不願意「眼白白」斷送 400 條性命，寧冒多死 200 人之險拯救所有人。
然而，明眼人都知道，兩個問題其實一模一樣，只是問法不同。當着眼於保住性命，我們傾向保守；當着眼於死亡人數，我們傾向冒險。
以下兩項投資，擇其一，你如何取捨？
（A）穩賺 240 元。[84%]
（B）25% 機會賺 1,000 元，75% 機會一無所獲。[16%]
「穩穩陣陣」，袋袋平安，是多數人的選擇，見「着數」當然要「穩陣」，正如保命時傾向保守。
好境不常，市勢逆轉，止蝕乎？
（C）定蝕 750 元。[13%]
（D）75% 機會蝕 1,000 元，25% 機會打和離場。[87%]
止蝕？談何容易，與其即時「蝕底」，不如等見家鄉。
香港市民的難題
特區政府常說，「不可原地踏步」，實際是向市民開出兩個選擇：
（一）啟動政改進程，向普選邁出一步。（重點：一步，必然有一步，最少有一步）
（二）X% 機會最終達致普選，Y% 機會永遠原地踏步。
（一）、（二）正如（A）、（B）。怪不得，「不可原地踏步」這口號，作為支持政改方案的理據，對我這星斗市民來說，是如此難以抗拒。
再有另外兩項投資，請擇其一：
（E）25% 機會賺 240 元，75% 機會蝕 760 元。[0%]
（F）25% 機會賺 250 元，75% 機會蝕 750 元。[100%]
笨蛋也不會揀（E）。不過，仔細一看，（E）其實是（A）和（D）的結合，（F）則是（B）和（C）的結合。分開考慮，多會揀（A）再揀（D），蠢過笨蛋也不自知，可見「斬件」思維與戰略目標有時背道而馳。政府拒談 2017，只顧眼前一小步，今日呼籲市民揀（A），日後可會推出（C）和（D）的政改版，再大條道理推銷（D）？
普選聯和民主黨的難題
桌上有十張無人認領的 100 元紙幣，你正想拾起之際，一位大隻佬捷足先登，他見你這「可憐」的模樣，離開前丟下 200 元給你，你會要這 200 元嗎？
這情況類似一個叫「impunity game」的心理實驗，實驗裡有 1,000 元供兩人攤分，其中一人決定攤分比例，另一人決定要或不要，後者的取態不會影響前者所得，正如上述大隻佬留下 200 大元，你要也好，不要也好，他身上依然多了 800 大元。實驗中的兩人毫不對等，前者予取予攜（故「impunity」，免受懲罰，不受約束），後者只能啞忍，實驗目的是試探後者的反應，究竟一元也接受，還是 499 元也拒絕？實驗發現，當後者分得 200 元或以下，三至四成的人寧願一無所獲，也不願接受施捨。尊嚴，有價。
普選聯和民主黨與中央對話，實則一次 impunity game，中央大權在握，他們能夠「溝通」出什麼，沒人寄予厚望。問題是，中央開出哪個價，他們才肯接受？至於那個「價」應該包含什麼，尊嚴？利益？香港民主前途？三者都有？只有當事人自己知道。
香港政府的難題
旅居英國時，認識一位來自敘利亞的青年室友，某日我們談起中東政事，身為局外人的我，固然對巴勒斯坦針對以色列的恐怖襲擊不予苟同，他反問：「一間原來屬於你的房子，忽然一天被人霸佔，那人賴着不走，你雖然敵他不過，但你會就此罷休嗎？」我聽了，恍然大悟。有些事，妥協不了。
簡單來說，現今以色列的國土是從前巴勒斯坦的土地，以色列人認為他們有權在這片土地上立國，巴勒斯坦人認為他們有權回到原屬自己的土地，兩批人爭取同一片土壤，這是歷史的死結。妥協不是沒辦法，但有關協議差不多一定要求以色列撤出約旦河西岸，讓巴勒斯坦人在那裡建立國家，這是兩面不討好的，巴勒斯坦人沒有得回所有土地，以色列的國土也頓時少了一截。妥協至今沒有達成，但這是現實上最可行的做法。
某次研究訪問一批以色列人，給他們一個假設性問題：「假設雙方達成協議，以色列放棄西岸，巴勒斯坦在西岸建國，你會怎想？」聽者多覺反感，憤憤不平，廣府話云「有冇搞錯呀？！」。
再假設：「協議有一條款，未來 100 年，美國每年給以色列十億美元，你又會怎想？」有人怨氣稍抒，有人火冒三丈，怎會有這個分別呢？原來，原則有兩種：神聖的（sacred）和世俗的（secular）。視己國土地為「神聖不可侵犯」的人，看見神聖價值用世俗利益（如金錢）交換，心中更覺不憤。另一方面，如果你心中那個原則未算神聖，金錢往往能夠令你「條氣順啲」。
「你是否同意在某些極端情況下，猶太人應可放棄部分以色列土地？」假如答案是「No」，那人便視以色列國土為神聖，知道美國付錢，非但不會感激，只會徒增怨憤。這次研究同時訪問一批巴勒斯坦難民，問性質相同、方向相反的問題（例如，這次是美國和歐盟每年付十億美元予巴勒斯坦），得出相同結果。
神聖原則是否毫無妥協的餘地？也不一定。研究同時發現，若果協議包括「巴勒斯坦宣佈放棄要回所有土地的權利」，一個純象徵式宣示，拿對方的神聖換我方的神聖，那些視己國土地為神聖的猶太人，可能依然心有不甘，但「條氣都會順番啲」。神聖原則，要以神聖原則交換。
種種迹象看來，民主、普選、取消功能組別等皆被公社兩黨視為神聖價值，香港政府要提出什麼，才能換來他們的妥協和支持？難題是，一切神聖籌碼皆在中央手裡，港府頂多只能拋出世俗誘餌，但世俗誘餌對抱有神聖堅持的人根本起不了作用，看來這個難題永遠都會是個難題。
公社兩黨沒有難題，因為自以為肩負神聖使命的人，只會勇往直前。中央沒有難題，因為大權在握。民建聯沒有難題，因為他們只懂躲在大權在握的人背後。
（2010 年 5 月 27 日 信報副刊）
註：Impunity game 是一系列研究人類應付不公平現象的心理實驗其中之一，與 Dictator game、Ultimatum game 等關係密切，數月前〈「不理性」的「八十後」〉一文曾經談過。
學術參考：
Toshio Yamagishia, Yutaka Horita, Haruto Takagishi, Mizuho Shinada, Shigehito Tanida, Karen S. Cook (2009), “The Private Rejection of Unfair Offers and Emotional Commitment,” PNAS 106, 28, 11520–11523.
Jeremy Ginges, Scott Atran, Douglas Medin, Khalil Shikaki (2007), “Sacred Bounds on Rational Resolution of Violent Political Conflict,” PNAS 104, 18, 7357–7360.
Amos Tversky, Daniel Kahneman (1981), “The Framing of Decisions and the Psychology of Choice,” Science 211, 453-458.
假設豬流感再次爆發，世衛估計香港會死 600 人。以下兩種特效藥，政府只能購一種，你會怎樣選擇？
藥甲：200 人可以保住性命。[72%]
藥乙：三分一機會保住 600 人的性命，三分二機會完全無效。[28%]
方括號內是選擇該項的典型百分比，多數人寧願「穩穩陣陣」保住 200 人，卻不願冒險拯救 600 人。
禍不單行，非典型肺炎又爆發，世衛估計香港會死多 600 人。又有兩種特效藥，你又會怎樣選擇？
藥丙：400 人會死。[22%]
藥丁：三分一機會無人死，三分二機會 600 人死。[78%]
多數人不願意「眼白白」斷送 400 條性命，寧冒多死 200 人之險拯救所有人。
然而，明眼人都知道，兩個問題其實一模一樣，只是問法不同。當着眼於保住性命，我們傾向保守；當着眼於死亡人數，我們傾向冒險。
以下兩項投資，擇其一，你如何取捨？
（A）穩賺 240 元。[84%]
（B）25% 機會賺 1,000 元，75% 機會一無所獲。[16%]
「穩穩陣陣」，袋袋平安，是多數人的選擇，見「着數」當然要「穩陣」，正如保命時傾向保守。
好境不常，市勢逆轉，止蝕乎？
（C）定蝕 750 元。[13%]
（D）75% 機會蝕 1,000 元，25% 機會打和離場。[87%]
止蝕？談何容易，與其即時「蝕底」，不如等見家鄉。
香港市民的難題
特區政府常說，「不可原地踏步」，實際是向市民開出兩個選擇：
（一）啟動政改進程，向普選邁出一步。（重點：一步，必然有一步，最少有一步）
（二）X% 機會最終達致普選，Y% 機會永遠原地踏步。
（一）、（二）正如（A）、（B）。怪不得，「不可原地踏步」這口號，作為支持政改方案的理據，對我這星斗市民來說，是如此難以抗拒。
再有另外兩項投資，請擇其一：
（E）25% 機會賺 240 元，75% 機會蝕 760 元。[0%]
（F）25% 機會賺 250 元，75% 機會蝕 750 元。[100%]
笨蛋也不會揀（E）。不過，仔細一看，（E）其實是（A）和（D）的結合，（F）則是（B）和（C）的結合。分開考慮，多會揀（A）再揀（D），蠢過笨蛋也不自知，可見「斬件」思維與戰略目標有時背道而馳。政府拒談 2017，只顧眼前一小步，今日呼籲市民揀（A），日後可會推出（C）和（D）的政改版，再大條道理推銷（D）？
普選聯和民主黨的難題
桌上有十張無人認領的 100 元紙幣，你正想拾起之際，一位大隻佬捷足先登，他見你這「可憐」的模樣，離開前丟下 200 元給你，你會要這 200 元嗎？
這情況類似一個叫「impunity game」的心理實驗，實驗裡有 1,000 元供兩人攤分，其中一人決定攤分比例，另一人決定要或不要，後者的取態不會影響前者所得，正如上述大隻佬留下 200 大元，你要也好，不要也好，他身上依然多了 800 大元。實驗中的兩人毫不對等，前者予取予攜（故「impunity」，免受懲罰，不受約束），後者只能啞忍，實驗目的是試探後者的反應，究竟一元也接受，還是 499 元也拒絕？實驗發現，當後者分得 200 元或以下，三至四成的人寧願一無所獲，也不願接受施捨。尊嚴，有價。
普選聯和民主黨與中央對話，實則一次 impunity game，中央大權在握，他們能夠「溝通」出什麼，沒人寄予厚望。問題是，中央開出哪個價，他們才肯接受？至於那個「價」應該包含什麼，尊嚴？利益？香港民主前途？三者都有？只有當事人自己知道。
香港政府的難題
旅居英國時，認識一位來自敘利亞的青年室友，某日我們談起中東政事，身為局外人的我，固然對巴勒斯坦針對以色列的恐怖襲擊不予苟同，他反問：「一間原來屬於你的房子，忽然一天被人霸佔，那人賴着不走，你雖然敵他不過，但你會就此罷休嗎？」我聽了，恍然大悟。有些事，妥協不了。
簡單來說，現今以色列的國土是從前巴勒斯坦的土地，以色列人認為他們有權在這片土地上立國，巴勒斯坦人認為他們有權回到原屬自己的土地，兩批人爭取同一片土壤，這是歷史的死結。妥協不是沒辦法，但有關協議差不多一定要求以色列撤出約旦河西岸，讓巴勒斯坦人在那裡建立國家，這是兩面不討好的，巴勒斯坦人沒有得回所有土地，以色列的國土也頓時少了一截。妥協至今沒有達成，但這是現實上最可行的做法。
某次研究訪問一批以色列人，給他們一個假設性問題：「假設雙方達成協議，以色列放棄西岸，巴勒斯坦在西岸建國，你會怎想？」聽者多覺反感，憤憤不平，廣府話云「有冇搞錯呀？！」。
再假設：「協議有一條款，未來 100 年，美國每年給以色列十億美元，你又會怎想？」有人怨氣稍抒，有人火冒三丈，怎會有這個分別呢？原來，原則有兩種：神聖的（sacred）和世俗的（secular）。視己國土地為「神聖不可侵犯」的人，看見神聖價值用世俗利益（如金錢）交換，心中更覺不憤。另一方面，如果你心中那個原則未算神聖，金錢往往能夠令你「條氣順啲」。
「你是否同意在某些極端情況下，猶太人應可放棄部分以色列土地？」假如答案是「No」，那人便視以色列國土為神聖，知道美國付錢，非但不會感激，只會徒增怨憤。這次研究同時訪問一批巴勒斯坦難民，問性質相同、方向相反的問題（例如，這次是美國和歐盟每年付十億美元予巴勒斯坦），得出相同結果。
神聖原則是否毫無妥協的餘地？也不一定。研究同時發現，若果協議包括「巴勒斯坦宣佈放棄要回所有土地的權利」，一個純象徵式宣示，拿對方的神聖換我方的神聖，那些視己國土地為神聖的猶太人，可能依然心有不甘，但「條氣都會順番啲」。神聖原則，要以神聖原則交換。
種種迹象看來，民主、普選、取消功能組別等皆被公社兩黨視為神聖價值，香港政府要提出什麼，才能換來他們的妥協和支持？難題是，一切神聖籌碼皆在中央手裡，港府頂多只能拋出世俗誘餌，但世俗誘餌對抱有神聖堅持的人根本起不了作用，看來這個難題永遠都會是個難題。
公社兩黨沒有難題，因為自以為肩負神聖使命的人，只會勇往直前。中央沒有難題，因為大權在握。民建聯沒有難題，因為他們只懂躲在大權在握的人背後。
（2010 年 5 月 27 日 信報副刊）
註：Impunity game 是一系列研究人類應付不公平現象的心理實驗其中之一，與 Dictator game、Ultimatum game 等關係密切，數月前〈「不理性」的「八十後」〉一文曾經談過。
學術參考：
Toshio Yamagishia, Yutaka Horita, Haruto Takagishi, Mizuho Shinada, Shigehito Tanida, Karen S. Cook (2009), “The Private Rejection of Unfair Offers and Emotional Commitment,” PNAS 106, 28, 11520–11523.
Jeremy Ginges, Scott Atran, Douglas Medin, Khalil Shikaki (2007), “Sacred Bounds on Rational Resolution of Violent Political Conflict,” PNAS 104, 18, 7357–7360.
Amos Tversky, Daniel Kahneman (1981), “The Framing of Decisions and the Psychology of Choice,” Science 211, 453-458.
2010年5月20日 星期四
鏡中人是誰？
鏡子前，發現咀角沾了些食物殘渣，環顧四下無人，趕忙抹掉，鬆一口氣。
忽然，一把聲音從天而降：「剛才誰人偷食？」
既然隱瞞不了，唯有從實招來：「我。」
聲音問：「你怎知鏡中人是你？」
我，無言以對。究竟偷食那人，是不是我？
鏡中看見「自己」，對正常人而言，實是正常不過，然而，「自己」或「我」這個概念，並非所有動物皆曉得。科學家在動物面上或身上塗上污迹，懂得從鏡子倒影發覺自身有異樣的，只有黑猩猩（chimpanzee）、紅毛猩猩（orangutan）、象、海豚和喜鵲（magpie）；一些人類近親如大猩猩（gorilla）和猴子也沒有這種能力，可見這能力之「可貴」。科學家一般認為，知道鏡中影像為「自己」，這動物便有「self-awareness」。「Self-awareness」這個字實在難譯，自我意識？自知？自覺？所有中譯皆容易和「consciousness」混淆，本文的「self-awareness」意義非常狹隘，意指腦中存在着「自己」或「我」的概念。
沒有「我」，並不代表分不清你我。多數動物看見鏡中的倒影，首先會視為同類，群居的可能打個招呼，獨行的或會不理不睬，求偶的可能誤以為競爭對手，最近有研究發現，某些魚類與鏡內那位「複製對手」對峙時，生理反應比面對真正對手來得更大，這看似奇怪的現象其實不難理解，如果我的對手敏捷得能夠絲毫不差地模仿我的一舉一動，我都驚！較「醒」的動物，固然發覺有點不妥，牠們會檢查鏡子，例如察看鏡子背後，看看鏡內那位「不速之客」究竟是什麼來頭。
更進一步，牠們會嘗試了解鏡子，例如在鏡子面前來回走動，測試倒影與自身動作的關係，來到這一步的動物不簡單，通常明白鏡子的原理，懂得運用鏡子（但不等於 self-awareness）。早前有人發現，豬是達到這一「級數」的。研究人員把豬放進一間房，這間房與鄰房之間有一縫隙，縫隙裝上一面鏡子，豬可從鏡子看見鄰房的食物，但縫隙不容豬隻穿過，要到達鄰房，豬必須後退，從另一入口進入。豬分兩組，一組見過鏡子，對鏡子有「經驗」，另一組從未見過。沒有「經驗」的豬，看見鏡中食物，不虞有詐，全部走到鏡子背後；八隻有「經驗」的，其中七隻懂得食物的真正所在，後退從另一入口進入鄰房，找到食物。除豬以外，很多猴子和猩猩都達到運用鏡子的「級數」，例如牆後面隱藏了食物，猩猩必須伸手穿過牆洞才抓得到，不過有一部攝錄機「現場直播」牆壁另一邊的情況，猩猩懂得依靠實時錄像快速找到食物，這個能力與運用鏡子相同。
大家要分清楚，這裡有兩類測試，是兩種不同的考驗：（一）在動物面上或身上畫記號，記號當然要嗅不出、感覺不到和在正常視線以外，再給動物照鏡，留意其有否對自身記號發生興趣（如觸摸或想刷掉記號），這是對 self-awareness 的判斷；（二）逼使動物以鏡子完成某項任務，通常是找尋食物，這是判斷鏡子運用。第一項測試「難」過第二項，通過前者往往能夠通過後者，但通過後者未必能夠通過前者。
有人會問，懂得運用鏡子，便應該明白鏡子反光，其影像乃現實反映，既然「我」站在鏡前，又怎會不曉得鏡中人是「我」呢？有此疑問，只因「我」來得太過理所當然，其實「我」這概念不是一出世便有，只是我們「善忘」，忘記了沒有「我」的日子 -- 18 個月大的嬰孩，才開始認識「自己」的存在。
1978 年一個實驗，對一群 6-24 個月大的嬰孩做了五項測試，每項測試均標誌着腦部發展的一個階段，難度由低至高，順序如下。（一）把嬰孩放到鏡子前，看其會否伸手觸摸鏡內倒影；（二）替嬰孩穿上一件特製背心，背脊豎起一支木棍，架着一頂帽，把嬰孩放到鏡子前，看其會否舉頭仰望或伸手抓帽子；（三）把嬰孩放到鏡子前，從天花板垂下一件玩具至嬰孩後方，看其會否轉身觀望，與（二）不同之處是玩具獨立於身體，不會隨身體移動，這與動物的鏡子運用測試相似；（四）在嬰孩鼻尖塗上胭脂，把嬰孩放到鏡子前，看其會否摸鼻子或述說自己有何異樣，與動物的 self-awareness 測試相同；（五）把嬰孩放到鏡子前，媽媽站在鏡子旁邊，指着鏡內倒影問：「這是誰？」看嬰孩怎麼回答。
和香港民主進程一樣，嬰孩的腦部發展是循序漸進的，6 個月大只能通過第一關，然後「拾級而上」；和香港的民主進程不同，嬰孩的「路線圖」十分清晰，到 24 個月大便能過五關，全程只需一年半。約 18 個月大的時候，他們開始通過第四關，即是認識「自己」的存在。從以上五關可見，認知能力的發展步驟非常仔細，若非有研究證明，我必會認為第一關過於瑣碎，這項「天賦本能」還用測試嗎？我亦會以為第二、三關沒有分開的必要，同是鏡內倒影，連接身體與否，有分別嗎？第四、五關要分開，我亦不敢想像，懂得「我」的存在不等於懂得說「我」嗎？（剛問過外祖母，小孩約一歲左右學說話，所以第四、五關的分別不在於語言能力。）顯然，我們覺得步驟仔細，只因我們已經去到超高層次，忘記或忽略一些底層瑣事，正如政府高官忘卻民間疾苦。
患唐氏綜合症的兒童腦部發展較慢，往往三至四歲才過第四關。上面說過有 self-awareness 的動物（黑猩猩、紅毛猩猩、象、海豚和喜鵲），也未必隻隻如是，實驗可能只包括幾隻，而且未必每隻過關，只是多數過關而已。物以罕為貴，self-awareness 在人類以外如此稀有，每當某類動物的其中一隻通過測試，學界都會歡喜雀躍，高調宣佈「某類動物」擁有 self-awareness，實情只是某類動物的寥寥數隻。
聲音問：「知否你是何種動物？」
「……人。」
「錯，你是馬戲團裡的一隻猴子。」
「我照鏡時懂得抹咀，證明我有 self-awareness，猴子是沒有 self-awareness 的。」
「你怎知猴子沒有 self-awareness？」
「牠們不懂得鏡中那個倒影是牠們自己。」
「你怎知牠們不懂？」
「因為牠們照鏡也不會抹咀。」
「那只是因為牠們根本不介意骯髒，亦不介意被人知道偷食。所有猴子都有 self-awareness，包括你，而你，是唯一會抹咀的。如果你被捉到實驗室，人類早已知道猴子有 self-awareness 了。」
我，不想當猴子，但我，無言以對。
（2010 年 5 月 20 日 信報副刊）
學術參考：
Donald M. Broom, Hilana Sena, Kiera L. Moynihan (2009), “Pigs Learn What A Mirror Image Represents and Use It to Obtain Information,” Animal Behaviour 78, 1037-1041.
Helmut Prior, Ariane Schwarz, Onur Gunturkun (2008), “Mirror-Induced Behavior in the Magpie (Pica pica): Evidence of Self-Recognition,” PLoS Biology 6, 8, e202.
Joshua M. Plotnik, Frans B. M. de Waal, Diana Reiss (2006), “Self-Recognition in An Asian Elephant,” PNAS 103, 45, 17053–17057.
Diana Reiss, Lori Marino (2001), “Mirror Self-Recognition in the Bottlenose Dolphin: A Case of Cognitive Convergence,” PNAS 98, 10, 5937–5942.
E. W. Menzel, Jr., E. Sue Savage-Rumbaugh, Janet Lawson (1985), “Chimpanzee (Pan troglodytes) Spatial Problem Solving With the Use of Mirrors and Televised Equivalents of Mirrors,” Journal of Comparative Psychology 99, 2, 211-217.
Bennett I. Bertenthal, Kurt W. Fischer (1978), “Development of Self-Recognition in the Infant,”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14, 1, 44-50.
忽然，一把聲音從天而降：「剛才誰人偷食？」
既然隱瞞不了，唯有從實招來：「我。」
聲音問：「你怎知鏡中人是你？」
我，無言以對。究竟偷食那人，是不是我？
鏡中看見「自己」，對正常人而言，實是正常不過，然而，「自己」或「我」這個概念，並非所有動物皆曉得。科學家在動物面上或身上塗上污迹，懂得從鏡子倒影發覺自身有異樣的，只有黑猩猩（chimpanzee）、紅毛猩猩（orangutan）、象、海豚和喜鵲（magpie）；一些人類近親如大猩猩（gorilla）和猴子也沒有這種能力，可見這能力之「可貴」。科學家一般認為，知道鏡中影像為「自己」，這動物便有「self-awareness」。「Self-awareness」這個字實在難譯，自我意識？自知？自覺？所有中譯皆容易和「consciousness」混淆，本文的「self-awareness」意義非常狹隘，意指腦中存在着「自己」或「我」的概念。
沒有「我」，並不代表分不清你我。多數動物看見鏡中的倒影，首先會視為同類，群居的可能打個招呼，獨行的或會不理不睬，求偶的可能誤以為競爭對手，最近有研究發現，某些魚類與鏡內那位「複製對手」對峙時，生理反應比面對真正對手來得更大，這看似奇怪的現象其實不難理解，如果我的對手敏捷得能夠絲毫不差地模仿我的一舉一動，我都驚！較「醒」的動物，固然發覺有點不妥，牠們會檢查鏡子，例如察看鏡子背後，看看鏡內那位「不速之客」究竟是什麼來頭。
更進一步，牠們會嘗試了解鏡子，例如在鏡子面前來回走動，測試倒影與自身動作的關係，來到這一步的動物不簡單，通常明白鏡子的原理，懂得運用鏡子（但不等於 self-awareness）。早前有人發現，豬是達到這一「級數」的。研究人員把豬放進一間房，這間房與鄰房之間有一縫隙，縫隙裝上一面鏡子，豬可從鏡子看見鄰房的食物，但縫隙不容豬隻穿過，要到達鄰房，豬必須後退，從另一入口進入。豬分兩組，一組見過鏡子，對鏡子有「經驗」，另一組從未見過。沒有「經驗」的豬，看見鏡中食物，不虞有詐，全部走到鏡子背後；八隻有「經驗」的，其中七隻懂得食物的真正所在，後退從另一入口進入鄰房，找到食物。除豬以外，很多猴子和猩猩都達到運用鏡子的「級數」，例如牆後面隱藏了食物，猩猩必須伸手穿過牆洞才抓得到，不過有一部攝錄機「現場直播」牆壁另一邊的情況，猩猩懂得依靠實時錄像快速找到食物，這個能力與運用鏡子相同。
大家要分清楚，這裡有兩類測試，是兩種不同的考驗：（一）在動物面上或身上畫記號，記號當然要嗅不出、感覺不到和在正常視線以外，再給動物照鏡，留意其有否對自身記號發生興趣（如觸摸或想刷掉記號），這是對 self-awareness 的判斷；（二）逼使動物以鏡子完成某項任務，通常是找尋食物，這是判斷鏡子運用。第一項測試「難」過第二項，通過前者往往能夠通過後者，但通過後者未必能夠通過前者。
有人會問，懂得運用鏡子，便應該明白鏡子反光，其影像乃現實反映，既然「我」站在鏡前，又怎會不曉得鏡中人是「我」呢？有此疑問，只因「我」來得太過理所當然，其實「我」這概念不是一出世便有，只是我們「善忘」，忘記了沒有「我」的日子 -- 18 個月大的嬰孩，才開始認識「自己」的存在。
1978 年一個實驗，對一群 6-24 個月大的嬰孩做了五項測試，每項測試均標誌着腦部發展的一個階段，難度由低至高，順序如下。（一）把嬰孩放到鏡子前，看其會否伸手觸摸鏡內倒影；（二）替嬰孩穿上一件特製背心，背脊豎起一支木棍，架着一頂帽，把嬰孩放到鏡子前，看其會否舉頭仰望或伸手抓帽子；（三）把嬰孩放到鏡子前，從天花板垂下一件玩具至嬰孩後方，看其會否轉身觀望，與（二）不同之處是玩具獨立於身體，不會隨身體移動，這與動物的鏡子運用測試相似；（四）在嬰孩鼻尖塗上胭脂，把嬰孩放到鏡子前，看其會否摸鼻子或述說自己有何異樣，與動物的 self-awareness 測試相同；（五）把嬰孩放到鏡子前，媽媽站在鏡子旁邊，指着鏡內倒影問：「這是誰？」看嬰孩怎麼回答。
和香港民主進程一樣，嬰孩的腦部發展是循序漸進的，6 個月大只能通過第一關，然後「拾級而上」；和香港的民主進程不同，嬰孩的「路線圖」十分清晰，到 24 個月大便能過五關，全程只需一年半。約 18 個月大的時候，他們開始通過第四關，即是認識「自己」的存在。從以上五關可見，認知能力的發展步驟非常仔細，若非有研究證明，我必會認為第一關過於瑣碎，這項「天賦本能」還用測試嗎？我亦會以為第二、三關沒有分開的必要，同是鏡內倒影，連接身體與否，有分別嗎？第四、五關要分開，我亦不敢想像，懂得「我」的存在不等於懂得說「我」嗎？（剛問過外祖母，小孩約一歲左右學說話，所以第四、五關的分別不在於語言能力。）顯然，我們覺得步驟仔細，只因我們已經去到超高層次，忘記或忽略一些底層瑣事，正如政府高官忘卻民間疾苦。
患唐氏綜合症的兒童腦部發展較慢，往往三至四歲才過第四關。上面說過有 self-awareness 的動物（黑猩猩、紅毛猩猩、象、海豚和喜鵲），也未必隻隻如是，實驗可能只包括幾隻，而且未必每隻過關，只是多數過關而已。物以罕為貴，self-awareness 在人類以外如此稀有，每當某類動物的其中一隻通過測試，學界都會歡喜雀躍，高調宣佈「某類動物」擁有 self-awareness，實情只是某類動物的寥寥數隻。
聲音問：「知否你是何種動物？」
「……人。」
「錯，你是馬戲團裡的一隻猴子。」
「我照鏡時懂得抹咀，證明我有 self-awareness，猴子是沒有 self-awareness 的。」
「你怎知猴子沒有 self-awareness？」
「牠們不懂得鏡中那個倒影是牠們自己。」
「你怎知牠們不懂？」
「因為牠們照鏡也不會抹咀。」
「那只是因為牠們根本不介意骯髒，亦不介意被人知道偷食。所有猴子都有 self-awareness，包括你，而你，是唯一會抹咀的。如果你被捉到實驗室，人類早已知道猴子有 self-awareness 了。」
我，不想當猴子，但我，無言以對。
（2010 年 5 月 20 日 信報副刊）
學術參考：
Donald M. Broom, Hilana Sena, Kiera L. Moynihan (2009), “Pigs Learn What A Mirror Image Represents and Use It to Obtain Information,” Animal Behaviour 78, 1037-1041.
Helmut Prior, Ariane Schwarz, Onur Gunturkun (2008), “Mirror-Induced Behavior in the Magpie (Pica pica): Evidence of Self-Recognition,” PLoS Biology 6, 8, e202.
Joshua M. Plotnik, Frans B. M. de Waal, Diana Reiss (2006), “Self-Recognition in An Asian Elephant,” PNAS 103, 45, 17053–17057.
Diana Reiss, Lori Marino (2001), “Mirror Self-Recognition in the Bottlenose Dolphin: A Case of Cognitive Convergence,” PNAS 98, 10, 5937–5942.
E. W. Menzel, Jr., E. Sue Savage-Rumbaugh, Janet Lawson (1985), “Chimpanzee (Pan troglodytes) Spatial Problem Solving With the Use of Mirrors and Televised Equivalents of Mirrors,” Journal of Comparative Psychology 99, 2, 211-217.
Bennett I. Bertenthal, Kurt W. Fischer (1978), “Development of Self-Recognition in the Infant,”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14, 1, 44-50.
2010年5月16日 星期日
2010年5月13日 星期四
「反智」二例
當你在紅磡海底隧道口塞車之際，或可思考以下問題，消磨時間。
愈多車輛，隧道愈擠，過海需時愈長。為方便計算，讓我假設每多一部車，過海時間便長一分鐘；舉例，若只有一部車使用紅隧，過海需時一分鐘；兩部車，兩分鐘；三部車，三分鐘；類推。隧道擠塞拖慢全部車輛，故兩部車使用紅隧，「總時間成本」為 4 分鐘；三部車為 9 分鐘，四部車為 16 分鐘，類推。政府為減低紅隧負荷，另建一條跨維港大橋，其線道之多，保證可見將來不會塞車，但為了確保沿岸高價物業免受噪音滋擾，大橋只准慢速行駛，行畢全程需要 10 分鐘。換言之，無論車輛多少，過橋時間都是 10 分鐘，過橋的「總時間成本」只需把 10 分鐘乘以車輛數目。
現在有 10 部車想過海，假若八部行紅隧，兩部行大橋，「總時間成本」便是 64+20=84 分鐘。這「成本」並非最低，請問 10 部車怎樣分配，才可達致最低的「總時間成本」？
答案：每邊五部，「總時間成本」為 25+50=75 分鐘，這是對整體社會最佳的分配，是一個「social optimum」。事實上，每當過海車輛多於五部，social optimum 永遠都是五部行紅隧，其餘行大橋。
然而，當紅隧只得五部車、行程頂多六、七分鐘的時候，誰會選擇 10 分鐘的大橋呢？（再作多兩個假設：大橋收費與紅隧同，及司機對交通情況瞭如指掌）只顧自身利益的司機，只要紅隧車輛少於 10，必會全部湧至紅隧。若過海車輛整天維持 10 部以上，使用紅隧的亦應該維持在 10 部左右，這種因「各自為政」所形成的車輛分配，就是「Nash equilibrium」。（對，就是電影《有你終身美麗》的那位 John Nash。）
由此可見，Nash equilibrium 未必等於 social optimum，不干預未必達致整體最佳。在自由社會，我們通常只能期望 Nash equilibrium 的出現。
回顧以上例子，10 部車全擠往紅隧，「總時間成本」為 100 分鐘，比 social optimum 高出 33%。方便起見，以下稱 Nash equilibrium 的「總時間成本」為「拿殊成本」，social optimum 的「總時間成本」為「最佳成本」，兩者之差可視為「放任的代價」。
有人研究過波士頓地圖，由哈佛廣場（Harvard Square）去波士頓公園（Boston Common），當行車達每小時 10,000 輛，放任代價最大，拿殊成本高出最佳成本約 30%。他們也研究過倫敦和紐約，發現情況差不多，前者的放任代價最高達 24%（當行車每小時 10,000 輛），後者達 28%（當行車每小時 12,000 輛）。這些不出奇，更出奇的發現還在後頭。
封路，行車成本理應增加，但他們發現，封某幾條路（是特定的幾條路，不是任何幾條路），拿殊成本是會減少的！注意，不是最佳成本減少，是拿殊成本減少，亦不是方便個別司機，而是所有司機的行車時間總和縮短了。以日常中文再說一遍：改善塞車，封某幾條路便可以。這可能是世上最「反智」的事情！
以上結果是以某一特定起點和終點作計算，與現實不盡相符，其重點在於表明，封路改善塞車這可能性是存在的。我在想，旺角行人專用區的那幾條街，是不是緊貼民情的政府有「先見之明」，不用學者研究也知道封某幾條街對司機影響有限（儘管未必減低總行車時間），加上方便人流之效益，封路自是「順理成章」。
說到人流，學者最關心的問題就是，一間擠擁的房間，萬一火警，如何有序地疏散人群。這時人人惶恐，是典型的「各自為政」局面，中央指揮幫不上忙，問題是怎樣設計房間、通道和建築物，使人流盡快、有序地離開。去年，一班日本學者發現另一個「反智」現象，在出口前放一條柱，疏散竟然更暢順！
原理何在？房間格局千變萬化，他們又怎會想到放一條柱在出口之前呢？研究人流，不能天天做真人實驗，很多時靠電腦模擬。電腦模擬有點似 board game，把地面分成很多小格，人是棋子，根據某些「規則」移動，這些「規則」當然要反映人的自然傾向，例如在撤離房間的模擬之中，棋子永遠選擇踏向出口的最短距離。模擬不可能完全反映現實，只有愈來愈接近現實，學者的任務就是洞悉人類行為的「精髓」，融入電腦模擬的「規則」之中。這班日本學者的模擬程式加進了兩個前所未見的元素：轉彎減速（cost of turning）和摩擦函數（frictional function）；前者易明，行路和開車一樣，轉彎時必須減速，走出門口的速度視乎邁向門口的角度，某人可以直線飛奔衝出大門，另一人可能被逼緊貼牆壁而行，到達出口還要拐個九十度大彎，兩者分別可以想見。至於摩擦函數，是指愈多人同時走向同一空格，「摩擦」愈大，這一空格被霸佔的機會便愈低（因為要等他們「調解紛爭」），愈會阻礙人群的行進，這情況在出口處尤為明顯。
出口前面放一條柱，就是刻意堵着一個方向，減少出口位置的「摩擦」，這還不夠，柱不得在門前正中央，而要偏往一旁，用意是容許一條較「直」的出口路線，令人在門前拐彎愈小愈好。除了電腦模擬，日本學者還做了真人實驗，證明門前這條柱真的有效：有柱時每分鐘 175 人通過出口，無柱時每分鐘 168 人。
封路改善塞車，障礙加快人流，世上還有什麼更「反智」的事？
（2010 年 5 月 13 日 信報副刊）
學術參考：
Daichi Yanagisawa, et al. (2009), “Introduction of Frictional and Turning Function for Pedestrian Outflow with An Obstacle,” Physical Review E 80, 036110.
Hyejin Youn, Michael T. Gastner, Hawoong Jeong (2008), “Price of Anarchy in Transportation Networks: Efficiency and Optimality Control,” Physical Review Letters 101, 128701.
愈多車輛，隧道愈擠，過海需時愈長。為方便計算，讓我假設每多一部車，過海時間便長一分鐘；舉例，若只有一部車使用紅隧，過海需時一分鐘；兩部車，兩分鐘；三部車，三分鐘；類推。隧道擠塞拖慢全部車輛，故兩部車使用紅隧，「總時間成本」為 4 分鐘；三部車為 9 分鐘，四部車為 16 分鐘，類推。政府為減低紅隧負荷，另建一條跨維港大橋，其線道之多，保證可見將來不會塞車，但為了確保沿岸高價物業免受噪音滋擾，大橋只准慢速行駛，行畢全程需要 10 分鐘。換言之，無論車輛多少，過橋時間都是 10 分鐘，過橋的「總時間成本」只需把 10 分鐘乘以車輛數目。
現在有 10 部車想過海，假若八部行紅隧，兩部行大橋，「總時間成本」便是 64+20=84 分鐘。這「成本」並非最低，請問 10 部車怎樣分配，才可達致最低的「總時間成本」？
答案：每邊五部，「總時間成本」為 25+50=75 分鐘，這是對整體社會最佳的分配，是一個「social optimum」。事實上，每當過海車輛多於五部，social optimum 永遠都是五部行紅隧，其餘行大橋。
然而，當紅隧只得五部車、行程頂多六、七分鐘的時候，誰會選擇 10 分鐘的大橋呢？（再作多兩個假設：大橋收費與紅隧同，及司機對交通情況瞭如指掌）只顧自身利益的司機，只要紅隧車輛少於 10，必會全部湧至紅隧。若過海車輛整天維持 10 部以上，使用紅隧的亦應該維持在 10 部左右，這種因「各自為政」所形成的車輛分配，就是「Nash equilibrium」。（對，就是電影《有你終身美麗》的那位 John Nash。）
由此可見，Nash equilibrium 未必等於 social optimum，不干預未必達致整體最佳。在自由社會，我們通常只能期望 Nash equilibrium 的出現。
回顧以上例子，10 部車全擠往紅隧，「總時間成本」為 100 分鐘，比 social optimum 高出 33%。方便起見，以下稱 Nash equilibrium 的「總時間成本」為「拿殊成本」，social optimum 的「總時間成本」為「最佳成本」，兩者之差可視為「放任的代價」。
有人研究過波士頓地圖，由哈佛廣場（Harvard Square）去波士頓公園（Boston Common），當行車達每小時 10,000 輛，放任代價最大，拿殊成本高出最佳成本約 30%。他們也研究過倫敦和紐約，發現情況差不多，前者的放任代價最高達 24%（當行車每小時 10,000 輛），後者達 28%（當行車每小時 12,000 輛）。這些不出奇，更出奇的發現還在後頭。
封路，行車成本理應增加，但他們發現，封某幾條路（是特定的幾條路，不是任何幾條路），拿殊成本是會減少的！注意，不是最佳成本減少，是拿殊成本減少，亦不是方便個別司機，而是所有司機的行車時間總和縮短了。以日常中文再說一遍：改善塞車，封某幾條路便可以。這可能是世上最「反智」的事情！
以上結果是以某一特定起點和終點作計算，與現實不盡相符，其重點在於表明，封路改善塞車這可能性是存在的。我在想，旺角行人專用區的那幾條街，是不是緊貼民情的政府有「先見之明」，不用學者研究也知道封某幾條街對司機影響有限（儘管未必減低總行車時間），加上方便人流之效益，封路自是「順理成章」。
說到人流，學者最關心的問題就是，一間擠擁的房間，萬一火警，如何有序地疏散人群。這時人人惶恐，是典型的「各自為政」局面，中央指揮幫不上忙，問題是怎樣設計房間、通道和建築物，使人流盡快、有序地離開。去年，一班日本學者發現另一個「反智」現象，在出口前放一條柱，疏散竟然更暢順！
原理何在？房間格局千變萬化，他們又怎會想到放一條柱在出口之前呢？研究人流，不能天天做真人實驗，很多時靠電腦模擬。電腦模擬有點似 board game，把地面分成很多小格，人是棋子，根據某些「規則」移動，這些「規則」當然要反映人的自然傾向，例如在撤離房間的模擬之中，棋子永遠選擇踏向出口的最短距離。模擬不可能完全反映現實，只有愈來愈接近現實，學者的任務就是洞悉人類行為的「精髓」，融入電腦模擬的「規則」之中。這班日本學者的模擬程式加進了兩個前所未見的元素：轉彎減速（cost of turning）和摩擦函數（frictional function）；前者易明，行路和開車一樣，轉彎時必須減速，走出門口的速度視乎邁向門口的角度，某人可以直線飛奔衝出大門，另一人可能被逼緊貼牆壁而行，到達出口還要拐個九十度大彎，兩者分別可以想見。至於摩擦函數，是指愈多人同時走向同一空格，「摩擦」愈大，這一空格被霸佔的機會便愈低（因為要等他們「調解紛爭」），愈會阻礙人群的行進，這情況在出口處尤為明顯。
出口前面放一條柱，就是刻意堵着一個方向，減少出口位置的「摩擦」，這還不夠，柱不得在門前正中央，而要偏往一旁，用意是容許一條較「直」的出口路線，令人在門前拐彎愈小愈好。除了電腦模擬，日本學者還做了真人實驗，證明門前這條柱真的有效：有柱時每分鐘 175 人通過出口，無柱時每分鐘 168 人。封路改善塞車，障礙加快人流，世上還有什麼更「反智」的事？
（2010 年 5 月 13 日 信報副刊）
學術參考：
Daichi Yanagisawa, et al. (2009), “Introduction of Frictional and Turning Function for Pedestrian Outflow with An Obstacle,” Physical Review E 80, 036110.
Hyejin Youn, Michael T. Gastner, Hawoong Jeong (2008), “Price of Anarchy in Transportation Networks: Efficiency and Optimality Control,” Physical Review Letters 101, 128701.
2010年5月12日 星期三
無可能的幻象
給大家幾個視覺幻象。這是 2010 Best Illusion of the Year Contest 冠軍：
這個原理差不多：
這個你看到什麼？
一男一女？還是海豚？
Source: Scientific American
這個原理差不多：
這個你看到什麼？
一男一女？還是海豚？Source: Scientific American
2010年5月11日 星期二
2010 年世界盃決賽預測
塞爾維亞對巴西，巴西勝。
唔係隨口噏，而係根據一條 formula：
讓我略作介紹。有人發現，兩國對賽，勝負可由兩國的人口（pop）、人均GDP（y）、及參賽經驗（exp）推算出來，四次裡面接近三次估中。假設國家甲對國家乙：
| 入球差 = | 0.137 log(pop(甲)/pop(乙)) |
| + 0.145 log(y(甲)/y(乙)) | |
| + 0.739 log(exp(甲)/exp(乙)) | |
| (+ 0.657 home advantage when South Africa plays) |
看上圖對今年世界盃的預測，有幾點比較令人難以入信：
- 南韓壓過阿根廷，在 B 組首名出線？
- 紐西蘭在 F 組次名出線？
其實塞爾維亞入到決賽已經有點「爆冷」，不知道怎樣量化「參賽經驗（exp）」這東西，而且塞爾維亞以前是南斯拉夫一部分，又怎樣準確計算「參賽經驗（exp）」呢？
有興趣的話，可以參考 Why England Lose 這本書，以上方程式是此書作者的發現。
2010年5月6日 星期四
皇帝唔急太監急？
某天逛街，有人給我一份問卷，說是替青海救災作調查，預算所需的物資和人力。問卷叫我估計以下數字：
（一）災區爆發疫症的機會多少（0-100%）？
（二）餘震時強時弱，每 100 次餘震之中，災民需要走避多少次？
（三）每 1,000 災民需要多少位醫生？
（四）每 1,000 災民需要多少位心理工作者？
（五）假如有種藥可以治療災難後的心理創傷兼沒有副作用，你會給一位災民多少劑量（每天最多 100 毫克）？
慣常讀者也許猜到，這次經歷又是虛構，我沒做過這樣的問卷，但這份問卷確有其事，是兩年前汶川地震之後所作的一次調查，首四條問題量度某人對災區的安全和衛生的關注，最後那條問題量度地震造成的心理創傷。整份問卷夾雜其他問題，但以上五條才是焦點，旨在探討災區以內和以外對災情的評估（第五條問題量度心理創傷，故災區以外的問卷不包括這條）。
災難發生後不久，汶川大地震心理援助計劃從四川和甘肅找來 1,720 位災民，亦在遠離災區的北京、湖南和福建找來 542 位市民回答問卷，平均如下：
暫時略去第五條，首先探討災區內外對災情的觀感，從表所見，甲組顯然較為關注，看來甲組是災民，乙組是遠離災區的普通市民，對嗎？
慣常讀者也許再次猜到，令人詫異的實情是，甲組是普通市民，乙組才是災民，換言之，災民對自身境況的關心，竟然不及千里以外的「閒人」。俗語「針唔到肉唔知痛」，失效。另一俗語「皇帝唔急太監急」，一語中的。
量度心理創傷的最後一條問題，又怎樣？調查把災民家園被毀的程度分成三級：輕微、中度、嚴重。三組災民回答的平均值順序為：65.46、62.51、59.00；家園被毀愈少，心理創傷愈大？常識，失效。
其實首四條問題也有把災民分成三組，上表為求簡化只列出總平均值，「有違常理」的現象依然在三組之間存在，家園被毀程度與關注災情成反比（前者愈少，後者愈大；或前者愈多，後者愈小），這是研究人員始料不及的，他們稱這現象為「風眼心理症狀」（“Psychological Typhoon Eye” effect），借颱風風眼浪靜風平，比喻身處震央心境平和。類似現象早在上世紀 70 年代已經發現，那些住在核電站附近的居民對核電安全的憂慮反而較低，與汶川地震災民的「隨遇而安」遙相呼應。
汶川地震後 4 個月和 11 個月，再做了第二和第三次相同調查，發現「風眼心理」仍在。
怎樣解釋呢？心理學家當然懂得自圓其說。第一個理論叫「心理免疫」（psychological immunization），即是遇過愈多心理創傷，便愈是頑強，逆境像疫苗，令人對未來的逆境更具「免疫力」。第二個理論叫「認知衝突」（cognitive dissonance），當現實與理想不吻合，某人便有「認知衝突」，人的本能是減少這種內心不安，一是改變外在環境，一是調節內在心態，地震災民無法改變前者，唯有調節後者，無法減低地震的危險但又逃離不了，便唯有覺得「無乜」危險。第二個理論較為複雜，心理學家傾向採用。
老實說，這些所謂理論也不是什麼高深學問，一般人都猜想得出，只是缺乏那些高深名詞。說穿了，「心理免疫」不過是「歷練」，「減低認知衝突」即是「麻木」，我和那些心理學家一樣，拋出專有名詞只為「呃飯食」。
歷練和麻木，兩者作為「風眼心理」的解釋，不必互相排斥，同時存在亦可。剛才收看電視直播青海地震籌款活動，某位嘉賓驚嘆當地小孩沒流半滴眼淚，讚揚其堅忍意志，我心想，堅強還是麻木，你分得出嗎？當事人也未必分得清，不要說第三者。堅強與麻木，可能只是錢幣的兩面，我有時甚至覺得，麻木是堅強的首要條件，不對逆境麻木，何來堅強？
拋開解釋的包袱，單就「風眼心理」這現象而言，我認為它是人類互助、關懷的基礎。我的筆掉落地下，你替我拾回，我十分感謝。我「需要」你的幫忙嗎？不需要，但正是因為我不「需要」幫助而你依然幫助，我對你的感謝由此而生。「唔該晒」這句話之所以出現，全因受助者和施予者評估前者「需要」的「落差」。我們對地震災情的評估往往差過災民自身所感受，故我們所給的往往多過他們所需，關懷不就是這樣嗎？媽媽替我蓋被，我幫女伴拿重物，你替我拾筆，全是毫無「需要」的舉動，但人與人之間的關懷，往往就是靠這些。
「皇帝唔急太監急」，看似涼薄，其實不然，它突顯了太監對皇帝的關愛，大家應該對那位太監另眼相看才對。
（2010 年 5 月 6 日 信報副刊）
學術參考：
Shu Li, et al. (2010), “Progression of the ‘‘Psychological Typhoon Eye’’ and Variations Since the Wenchuan Earthquake,” PLoS ONE 5, 3, e9727.
Shu Li, et al. (2009), “Psychological Typhoon Eye in the 2008 Wenchuan Earthquake,” PLoS ONE 4, 3, e4964.
R. Maderthaner, G. Guttman, E. Swaton, H. J. Otway (1978), “Effect of Distance upon Risk Perception,” 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 63, 3, 380-382.
（一）災區爆發疫症的機會多少（0-100%）？
（二）餘震時強時弱，每 100 次餘震之中，災民需要走避多少次？
（三）每 1,000 災民需要多少位醫生？
（四）每 1,000 災民需要多少位心理工作者？
（五）假如有種藥可以治療災難後的心理創傷兼沒有副作用，你會給一位災民多少劑量（每天最多 100 毫克）？
慣常讀者也許猜到，這次經歷又是虛構，我沒做過這樣的問卷，但這份問卷確有其事，是兩年前汶川地震之後所作的一次調查，首四條問題量度某人對災區的安全和衛生的關注，最後那條問題量度地震造成的心理創傷。整份問卷夾雜其他問題，但以上五條才是焦點，旨在探討災區以內和以外對災情的評估（第五條問題量度心理創傷，故災區以外的問卷不包括這條）。
災難發生後不久，汶川大地震心理援助計劃從四川和甘肅找來 1,720 位災民，亦在遠離災區的北京、湖南和福建找來 542 位市民回答問卷，平均如下：
| 甲組 | 乙組 | |
| （一） | 36.77 | 30.57 |
| （二） | 50.49 | 28.22 |
| （三） | 117.99 | 109.83 |
| （四） | 131.43 | 123.78 |
暫時略去第五條，首先探討災區內外對災情的觀感，從表所見，甲組顯然較為關注，看來甲組是災民，乙組是遠離災區的普通市民，對嗎？
慣常讀者也許再次猜到，令人詫異的實情是，甲組是普通市民，乙組才是災民，換言之，災民對自身境況的關心，竟然不及千里以外的「閒人」。俗語「針唔到肉唔知痛」，失效。另一俗語「皇帝唔急太監急」，一語中的。
量度心理創傷的最後一條問題，又怎樣？調查把災民家園被毀的程度分成三級：輕微、中度、嚴重。三組災民回答的平均值順序為：65.46、62.51、59.00；家園被毀愈少，心理創傷愈大？常識，失效。
其實首四條問題也有把災民分成三組，上表為求簡化只列出總平均值，「有違常理」的現象依然在三組之間存在，家園被毀程度與關注災情成反比（前者愈少，後者愈大；或前者愈多，後者愈小），這是研究人員始料不及的，他們稱這現象為「風眼心理症狀」（“Psychological Typhoon Eye” effect），借颱風風眼浪靜風平，比喻身處震央心境平和。類似現象早在上世紀 70 年代已經發現，那些住在核電站附近的居民對核電安全的憂慮反而較低，與汶川地震災民的「隨遇而安」遙相呼應。
汶川地震後 4 個月和 11 個月，再做了第二和第三次相同調查，發現「風眼心理」仍在。
怎樣解釋呢？心理學家當然懂得自圓其說。第一個理論叫「心理免疫」（psychological immunization），即是遇過愈多心理創傷，便愈是頑強，逆境像疫苗，令人對未來的逆境更具「免疫力」。第二個理論叫「認知衝突」（cognitive dissonance），當現實與理想不吻合，某人便有「認知衝突」，人的本能是減少這種內心不安，一是改變外在環境，一是調節內在心態，地震災民無法改變前者，唯有調節後者，無法減低地震的危險但又逃離不了，便唯有覺得「無乜」危險。第二個理論較為複雜，心理學家傾向採用。
老實說，這些所謂理論也不是什麼高深學問，一般人都猜想得出，只是缺乏那些高深名詞。說穿了，「心理免疫」不過是「歷練」，「減低認知衝突」即是「麻木」，我和那些心理學家一樣，拋出專有名詞只為「呃飯食」。
歷練和麻木，兩者作為「風眼心理」的解釋，不必互相排斥，同時存在亦可。剛才收看電視直播青海地震籌款活動，某位嘉賓驚嘆當地小孩沒流半滴眼淚，讚揚其堅忍意志，我心想，堅強還是麻木，你分得出嗎？當事人也未必分得清，不要說第三者。堅強與麻木，可能只是錢幣的兩面，我有時甚至覺得，麻木是堅強的首要條件，不對逆境麻木，何來堅強？
拋開解釋的包袱，單就「風眼心理」這現象而言，我認為它是人類互助、關懷的基礎。我的筆掉落地下，你替我拾回，我十分感謝。我「需要」你的幫忙嗎？不需要，但正是因為我不「需要」幫助而你依然幫助，我對你的感謝由此而生。「唔該晒」這句話之所以出現，全因受助者和施予者評估前者「需要」的「落差」。我們對地震災情的評估往往差過災民自身所感受，故我們所給的往往多過他們所需，關懷不就是這樣嗎？媽媽替我蓋被，我幫女伴拿重物，你替我拾筆，全是毫無「需要」的舉動，但人與人之間的關懷，往往就是靠這些。
「皇帝唔急太監急」，看似涼薄，其實不然，它突顯了太監對皇帝的關愛，大家應該對那位太監另眼相看才對。
（2010 年 5 月 6 日 信報副刊）
學術參考：
Shu Li, et al. (2010), “Progression of the ‘‘Psychological Typhoon Eye’’ and Variations Since the Wenchuan Earthquake,” PLoS ONE 5, 3, e9727.
Shu Li, et al. (2009), “Psychological Typhoon Eye in the 2008 Wenchuan Earthquake,” PLoS ONE 4, 3, e4964.
R. Maderthaner, G. Guttman, E. Swaton, H. J. Otway (1978), “Effect of Distance upon Risk Perception,” 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 63, 3, 380-382.
2010年5月5日 星期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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