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7月30日 星期六
球跟着影子飛
驟眼看,球好像彈來彈去。試不看影子,注視球的路線,它由始至終走着同一軌跡。這錯覺表明,我們看東西是看 big picture 的,把所有資訊匯集成一幅 coherent 的模型,影子是景觀一部分,影響腦子對景觀的分析是當然的。
此外,看見這隻惹人發笑的狗,給大家笑笑:
2011年7月28日 星期四
做人應該識轉軚
來屆特首選舉已經冒出三位疑似選候人 -- 甲、乙、丙。某大地產商與甲是世交,支持甲理所當然,但身為精明商人,斷不做蝕本生意,最穩當還是上京探探口風,揣摩揣摩中央意旨,再作部署。一天拜會中央大員,酒席間,二人略帶醉意,地產商從口袋掏出甲、乙、丙三張卡片,攤到桌上,用半鹹不淡的普通話說:「你……不用告訴我誰當特首……只用告訴我……誰當不了特首。」故作搖頭擺腦,假裝醉得厲害。中央大員搖着食指:「用你們香港的說法,你真『鬼馬』!」地產商一笑:「我不是『鬼馬』……我只想知道哪一匹是真的馬,哪一匹是假的馬。」大員笑着,沉默片刻,說:「說給你聽也無妨,他是假的。」指着丙。
回港後,地產商把經過告訴智囊。智囊眉頭一皺:「看來你要轉軚了。」「什麼?」「甲是你的朋友,但乙的贏面較高。」「我不明白,甲乙不是機會均等嗎?」「表面上係,不過……好難解釋,不如我跟你玩個遊戲。」智囊掏出三張撲克牌,攤在桌上:「三張牌之中,有一張係葵扇A,你估邊張?」地產商指一指左邊,智囊一聲不響,翻開中間那一張,說:「你看見了,中間這一張不是葵扇A,現在剩下左、右兩張牌,你原本揀左邊,現在我問你,轉唔轉軚揀右邊?」「唔轉,照揀左邊。」答案揭曉,葵扇A在右,地產商沒有抓緊轉軚機會,怨不得人。
遊戲規則是這樣的,地產商作了選擇之後,智囊翻開另外兩張牌其中一張,但一定不會翻出葵扇A,保持神秘,看地產商轉不轉軚。這遊戲與地產商向中央大員收風的方式不謀而合,大員心知地產商與甲友好,即使甲非「真命天子」,也不會當場道破,正如智囊不會翻開地產商選中的那張撲克牌,只會在其餘二者之中翻開(不是葵扇A的)一張。當然,甲可能是「真命天子」,地產商也可以選中葵扇A,那中央大員便在乙和丙中隨意說一位,智囊也在其餘二張牌中隨意翻一張,再看地產商轉不轉軚。
「一次啫,再嚟過!」地產商不憤,餘下兩張牌分明機會均等,怎可能轉軚贏面較高,玩多幾次便見真章。智囊奉陪,今次地產商仍不轉軚,又錯。如此這般玩了二十鋪,地產商漸漸發覺轉軚好像「有着數」,開始改變策略,智囊忍不住說:「我早已告訴你,應該轉軚的。」最終玩了三十鋪,地產商轉軚十四次,對了八次,成功率 57%;反之,不轉軚十六次,對了五次,成功率 31%。轉軚顯然是最優策略。
地產商不明箇中道理,智囊解釋:「如果一開始選中葵扇A,你應該轉軚嗎?」「不該。」「一開始選中葵扇A的機會多少?」「三分一。」「即是說,有三分一情況你不該轉軚,同意?」「OK。」「如果一開始選不中葵扇A,你應該轉軚嗎?」「……」「葵扇A係一號,你選了二號,我逼不得已翻開三號,你應該轉軚嗎?」「應該……啩。」「一開始選不中葵扇A的機會多少?」「三分二。」「即是說,有三分二情況你應該轉軚,同意?」「又好似係喎。」「轉軚贏面三分二,不轉軚贏面三分一,你應該考慮放棄你的好朋友。」地產商沉默不語。
故事說完,談談情節出處。智囊的撲克牌遊戲是 Monty Hall problem 的變種,Monty Hall 是美國某遊戲節目的主持人,節目裡有三扇門,其中一扇背後藏着大獎,參加者作出猜測之後,Monty Hall 會敞開另外一扇(沒有隱藏大獎的)門,問參加者轉不轉軚(轉軚是上策,可是許多參加者不信)。已故數學家 Martin Gardner 在 1959 年 Scientific American 雜誌也提出 Three Prisoners problem,三位死囚之中,州長赦免一人,死囚甲說服獄卒透露誰不得赦免,以為如此便可提高生存機率(事實上,甲被赦免的機會不變,仍是三分一)。
Monty Hall problem、Three Prisoners problem、智囊的撲克牌遊戲及地產商的收風方法,四者全是同一問題的變種,數學上是相等的。每個處境都有一位「投機者」及「內幕人士」,投機者說:「我買一號。」內幕人士回應:「千萬不要買二號。」內幕人士礙於規則、文化、禮貌等因素不會直接評論投機者的選擇,結果是,三號的勝算即時提高,一號勝算不變。換句話說,二號的勝算給了三號,一號沒有得益。
依然半信半疑的讀者,可以想像智囊與地產商玩一次大規模的撲克遊戲。桌上攤着一百張牌,只有一張葵扇A。地產商說:「我揀呢張。」智囊翻開其餘九十八張(不是葵扇A的)牌,只剩地產商的「心儀目標」和最後一張蓋着,地產商應否轉軚?我是他的話,一定轉軚。
依然不信?最好自己做一做實驗。故事裡撲克遊戲的數據不是虛構,是我與妹妹親身試驗的結果,證明轉軚真正是上策,我才敢寫這篇文章的。
(2011 年 7 月 28 日 信報副刊)
參考:Scientific American
回港後,地產商把經過告訴智囊。智囊眉頭一皺:「看來你要轉軚了。」「什麼?」「甲是你的朋友,但乙的贏面較高。」「我不明白,甲乙不是機會均等嗎?」「表面上係,不過……好難解釋,不如我跟你玩個遊戲。」智囊掏出三張撲克牌,攤在桌上:「三張牌之中,有一張係葵扇A,你估邊張?」地產商指一指左邊,智囊一聲不響,翻開中間那一張,說:「你看見了,中間這一張不是葵扇A,現在剩下左、右兩張牌,你原本揀左邊,現在我問你,轉唔轉軚揀右邊?」「唔轉,照揀左邊。」答案揭曉,葵扇A在右,地產商沒有抓緊轉軚機會,怨不得人。
遊戲規則是這樣的,地產商作了選擇之後,智囊翻開另外兩張牌其中一張,但一定不會翻出葵扇A,保持神秘,看地產商轉不轉軚。這遊戲與地產商向中央大員收風的方式不謀而合,大員心知地產商與甲友好,即使甲非「真命天子」,也不會當場道破,正如智囊不會翻開地產商選中的那張撲克牌,只會在其餘二者之中翻開(不是葵扇A的)一張。當然,甲可能是「真命天子」,地產商也可以選中葵扇A,那中央大員便在乙和丙中隨意說一位,智囊也在其餘二張牌中隨意翻一張,再看地產商轉不轉軚。
「一次啫,再嚟過!」地產商不憤,餘下兩張牌分明機會均等,怎可能轉軚贏面較高,玩多幾次便見真章。智囊奉陪,今次地產商仍不轉軚,又錯。如此這般玩了二十鋪,地產商漸漸發覺轉軚好像「有着數」,開始改變策略,智囊忍不住說:「我早已告訴你,應該轉軚的。」最終玩了三十鋪,地產商轉軚十四次,對了八次,成功率 57%;反之,不轉軚十六次,對了五次,成功率 31%。轉軚顯然是最優策略。
地產商不明箇中道理,智囊解釋:「如果一開始選中葵扇A,你應該轉軚嗎?」「不該。」「一開始選中葵扇A的機會多少?」「三分一。」「即是說,有三分一情況你不該轉軚,同意?」「OK。」「如果一開始選不中葵扇A,你應該轉軚嗎?」「……」「葵扇A係一號,你選了二號,我逼不得已翻開三號,你應該轉軚嗎?」「應該……啩。」「一開始選不中葵扇A的機會多少?」「三分二。」「即是說,有三分二情況你應該轉軚,同意?」「又好似係喎。」「轉軚贏面三分二,不轉軚贏面三分一,你應該考慮放棄你的好朋友。」地產商沉默不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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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說完,談談情節出處。智囊的撲克牌遊戲是 Monty Hall problem 的變種,Monty Hall 是美國某遊戲節目的主持人,節目裡有三扇門,其中一扇背後藏着大獎,參加者作出猜測之後,Monty Hall 會敞開另外一扇(沒有隱藏大獎的)門,問參加者轉不轉軚(轉軚是上策,可是許多參加者不信)。已故數學家 Martin Gardner 在 1959 年 Scientific American 雜誌也提出 Three Prisoners problem,三位死囚之中,州長赦免一人,死囚甲說服獄卒透露誰不得赦免,以為如此便可提高生存機率(事實上,甲被赦免的機會不變,仍是三分一)。
Monty Hall problem、Three Prisoners problem、智囊的撲克牌遊戲及地產商的收風方法,四者全是同一問題的變種,數學上是相等的。每個處境都有一位「投機者」及「內幕人士」,投機者說:「我買一號。」內幕人士回應:「千萬不要買二號。」內幕人士礙於規則、文化、禮貌等因素不會直接評論投機者的選擇,結果是,三號的勝算即時提高,一號勝算不變。換句話說,二號的勝算給了三號,一號沒有得益。
依然半信半疑的讀者,可以想像智囊與地產商玩一次大規模的撲克遊戲。桌上攤着一百張牌,只有一張葵扇A。地產商說:「我揀呢張。」智囊翻開其餘九十八張(不是葵扇A的)牌,只剩地產商的「心儀目標」和最後一張蓋着,地產商應否轉軚?我是他的話,一定轉軚。
依然不信?最好自己做一做實驗。故事裡撲克遊戲的數據不是虛構,是我與妹妹親身試驗的結果,證明轉軚真正是上策,我才敢寫這篇文章的。
(2011 年 7 月 28 日 信報副刊)
參考:Scientific American
2011年7月21日 星期四
哪位高官「信唔過」?
某高官某天收到一封神秘信件,內含一枚骰子及指示如下:
高官心想一玩無妨,骰子一擲,三點。房間只有高官一人,貪念遂起,何不虛報六點,騙取最高獎金?思索片刻,他猛然醒覺,可能這是報人設下的陷阱,測試高官的誠信,骰子或信封是否藏着什麼高科技感應器,早把擲骰結果傳回報館?他仔細檢視信封及來函,乃正常紙張,並無不妥;安全起見,扔入碎紙機,一了百了。他從抽屜取出鐵鎚,砸爛骰子,乃普通塑膠,並無任何特別裝置。環顧四周,房門緊閉,窗簾緊鎖,外人欲窺無從。
剩下只得一個可能,房內有否什麼針孔攝錄機,監視他的一舉一動?可能性不大,辦公室保安森嚴,房間需要密碼及指紋認證方可進入,他曾在這裡談過幹過多少機密勾當,虛報點數騙取獎金這樁小事,報館才不會大費周章偷進來安裝什麼攝錄機,看來他是過慮了。
可是,不怕一萬,只怕萬一。值得為了幾萬元冒險嗎?實報三點算吧。不過,沒人知道實情,即使實報三點,有人質疑起來,也難以自辯;報一點最安全,沒可能被指責「報大數」了。一點?三點?六點?
高官苦思了一會,作了決定,正想動筆回郵,赫然發覺回郵地址已經與信函一起碎掉,石沉大海。無論獎金是一萬,三萬,還是六萬,見財化水了。
高官的懷疑對了一半,這是一個誠信測試,但不是「陷阱」,沒有高科技感應器,沒有針孔攝錄機,沒人偷窺,他可填報任何點數,沒人知道其誠實與否,收不收到獎金是另一回事。那何來測試誠信呢?哈哈,玄妙就在此處,雖然無法判斷個別人士的誠信,但從多人的回應可以猜到其整體誠信。假設全體高官都是老實人,其填報的平均點數該是 3.5,正如一枚骰子擲出的長遠平均值。假如收到回覆的平均點數是 5.0 呢?那表示很多高官「報大數」了,不知道誰人「報大數」,但肯定很多人「報大數」,政府高層的誠信可見一斑。
這麼聰明的測試,當然不是我發明,是心理學家研究誠信的工具,例如什麼環境因素令人說謊,或擁有某些特徵的人較愛說謊等等。最近便有研究發現,「大話精」原來「有樣睇」的,面孔愈「闊」愈愛說謊。「闊」,不純指面孔闊度,而是面孔闊度與長度之比,比例愈大即面孔愈闊。面孔闊度不難量度,但長度怎算呢?髮線後移令面孔變長,披着假髮令面孔變短?這裡的面孔長度定義為眼眉下緣至上唇上緣,即不包括額頭、嘴唇和下巴。這樣算出來的闊長比例,數值愈高,表示此人愈「信唔過」。噢,說漏了一個重點,這關係只適用於男性,不適用於女性。
舉些例子,美國甘迺迪總統的闊長比例為 2.15,尼克遜總統 2.02,皆屬「闊面一族」;約翰連儂 1.63,莎士比亞 1.44,是「窄面之人」。四位之中,誰最「信唔過」,我相信讀者眼睛是雪亮的。
香港官場,誰最面闊?為了準確量度,我嘗試在網上尋找符合以下條件的照片:(一)正面;(二)無表情(neutral expression,這是學術研究常用的標準);(三)嘴巴閉合(撇除明顯在說話的情況)。完全符合的照片非常難找,退而求其次,接受微微側面或微笑等,政府網頁的官員個人照算是最合適的了,假如那裡的照片太大「瑕疵」(如不夠正面,笑得太燦爛等),則從芸芸新聞照片中揀選,過程頗費時,我只能處理特首、三位司長及九位男局長共十三人的照片。
闊面排先,括號內為闊長比例:
愈面闊,愈「信唔過」?邱騰華是環保大話精?傻強陳家強一啲都唔傻?黃仁龍欺騙了全港師奶?林瑞麟衷心相信自己的謊言?唐英年面對鏡頭的戰兢和尷尬,是老實的表現?周一嶽怪不得一星期補一隻鑊,他實在太太太老實了!
曾蔭權真懂「知人善任」,一半司局長比自己面闊,另一半比自己面窄,自己恰好位於「權力中心」,如此無懈可擊的「權力制衡」,難怪議而不決,決而不行了!
對於以上排名也不必太認真,心理實驗的結論與現實世界是兩碼子事,虛報骰子點數與張開眼睛說瞎話也是兩碼子事,儘管兩者都是缺乏誠信,但兩者有着本質的差異;虛報點數是鬼祟行徑,有點鼠竊狗偷之流;張開眼睛說瞎話多少要點自信、勇氣、面皮厚,對一眾保皇派而言,可能還有忠心耿耿的高尚意義。實驗室的結論有多少能夠照搬至現實世界,面孔闊長會不會改變市民對個別官員的觀感,又是那一句:我相信市民眼睛是雪亮的。
P.S. 下筆時,我的心情非常沉重,因為發覺我的闊長比例為 1.85,竟與林瑞麟相等!
(2011 年 7 月 21 日 信報副刊)
學術參考:
Michael P. Haselhuhn, Elaine M. Wong (2011), “Bad to the bone: facial structure predicts unethical behaviour,” Proc. R. Soc. B. doi:10.1098/rspb.2011.1193
請擲骰一次,把點數寄回 XXX 地址,你將會收到一筆獎金:
- 一點 = 一萬大元
- 二點 = 二萬大元
- 三點 = 三萬大元
- 四點 = 四萬大元
- 五點 = 五萬大元
- 六點 = 六萬大元
高官心想一玩無妨,骰子一擲,三點。房間只有高官一人,貪念遂起,何不虛報六點,騙取最高獎金?思索片刻,他猛然醒覺,可能這是報人設下的陷阱,測試高官的誠信,骰子或信封是否藏着什麼高科技感應器,早把擲骰結果傳回報館?他仔細檢視信封及來函,乃正常紙張,並無不妥;安全起見,扔入碎紙機,一了百了。他從抽屜取出鐵鎚,砸爛骰子,乃普通塑膠,並無任何特別裝置。環顧四周,房門緊閉,窗簾緊鎖,外人欲窺無從。
剩下只得一個可能,房內有否什麼針孔攝錄機,監視他的一舉一動?可能性不大,辦公室保安森嚴,房間需要密碼及指紋認證方可進入,他曾在這裡談過幹過多少機密勾當,虛報點數騙取獎金這樁小事,報館才不會大費周章偷進來安裝什麼攝錄機,看來他是過慮了。
可是,不怕一萬,只怕萬一。值得為了幾萬元冒險嗎?實報三點算吧。不過,沒人知道實情,即使實報三點,有人質疑起來,也難以自辯;報一點最安全,沒可能被指責「報大數」了。一點?三點?六點?
高官苦思了一會,作了決定,正想動筆回郵,赫然發覺回郵地址已經與信函一起碎掉,石沉大海。無論獎金是一萬,三萬,還是六萬,見財化水了。
§
高官的懷疑對了一半,這是一個誠信測試,但不是「陷阱」,沒有高科技感應器,沒有針孔攝錄機,沒人偷窺,他可填報任何點數,沒人知道其誠實與否,收不收到獎金是另一回事。那何來測試誠信呢?哈哈,玄妙就在此處,雖然無法判斷個別人士的誠信,但從多人的回應可以猜到其整體誠信。假設全體高官都是老實人,其填報的平均點數該是 3.5,正如一枚骰子擲出的長遠平均值。假如收到回覆的平均點數是 5.0 呢?那表示很多高官「報大數」了,不知道誰人「報大數」,但肯定很多人「報大數」,政府高層的誠信可見一斑。
這麼聰明的測試,當然不是我發明,是心理學家研究誠信的工具,例如什麼環境因素令人說謊,或擁有某些特徵的人較愛說謊等等。最近便有研究發現,「大話精」原來「有樣睇」的,面孔愈「闊」愈愛說謊。「闊」,不純指面孔闊度,而是面孔闊度與長度之比,比例愈大即面孔愈闊。面孔闊度不難量度,但長度怎算呢?髮線後移令面孔變長,披着假髮令面孔變短?這裡的面孔長度定義為眼眉下緣至上唇上緣,即不包括額頭、嘴唇和下巴。這樣算出來的闊長比例,數值愈高,表示此人愈「信唔過」。噢,說漏了一個重點,這關係只適用於男性,不適用於女性。
舉些例子,美國甘迺迪總統的闊長比例為 2.15,尼克遜總統 2.02,皆屬「闊面一族」;約翰連儂 1.63,莎士比亞 1.44,是「窄面之人」。四位之中,誰最「信唔過」,我相信讀者眼睛是雪亮的。
香港官場,誰最面闊?為了準確量度,我嘗試在網上尋找符合以下條件的照片:(一)正面;(二)無表情(neutral expression,這是學術研究常用的標準);(三)嘴巴閉合(撇除明顯在說話的情況)。完全符合的照片非常難找,退而求其次,接受微微側面或微笑等,政府網頁的官員個人照算是最合適的了,假如那裡的照片太大「瑕疵」(如不夠正面,笑得太燦爛等),則從芸芸新聞照片中揀選,過程頗費時,我只能處理特首、三位司長及九位男局長共十三人的照片。
闊面排先,括號內為闊長比例:
邱騰華(2.22) | |
陳家強(2.17) | |
曾俊華(2.09) | |
黃仁龍(1.97) | |
張建宗(1.96) | |
孫明揚(1.96) | |
曾蔭權(1.91) | |
曾德成(1.88) *他面孔實在太窄,很難完全正面,因此我取兩張平均 | |
李少光(1.87) | |
林瑞麟(1.85) | |
蘇錦樑(1.82) | |
唐英年(1.68) | |
周一嶽(1.63) |
愈面闊,愈「信唔過」?邱騰華是環保大話精?傻強陳家強一啲都唔傻?黃仁龍欺騙了全港師奶?林瑞麟衷心相信自己的謊言?唐英年面對鏡頭的戰兢和尷尬,是老實的表現?周一嶽怪不得一星期補一隻鑊,他實在太太太老實了!
曾蔭權真懂「知人善任」,一半司局長比自己面闊,另一半比自己面窄,自己恰好位於「權力中心」,如此無懈可擊的「權力制衡」,難怪議而不決,決而不行了!
對於以上排名也不必太認真,心理實驗的結論與現實世界是兩碼子事,虛報骰子點數與張開眼睛說瞎話也是兩碼子事,儘管兩者都是缺乏誠信,但兩者有着本質的差異;虛報點數是鬼祟行徑,有點鼠竊狗偷之流;張開眼睛說瞎話多少要點自信、勇氣、面皮厚,對一眾保皇派而言,可能還有忠心耿耿的高尚意義。實驗室的結論有多少能夠照搬至現實世界,面孔闊長會不會改變市民對個別官員的觀感,又是那一句:我相信市民眼睛是雪亮的。
P.S. 下筆時,我的心情非常沉重,因為發覺我的闊長比例為 1.85,竟與林瑞麟相等!
(2011 年 7 月 21 日 信報副刊)
學術參考:
Michael P. Haselhuhn, Elaine M. Wong (2011), “Bad to the bone: facial structure predicts unethical behaviour,” Proc. R. Soc. B. doi:10.1098/rspb.2011.1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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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7月14日 星期四
穿梭機的死訊是我的喜訊
四周異常寂靜,無風無聲,已經七個月了,悶得發慌。
忽然,遠處傳來穿梭機最後一次升空的消息,她即將壽終正寢,地球上很多人覺得婉惜,我卻感到興奮,恨不得她早點歸西。我等她的死訊,等了三十三年。
我叫航行者一號,洋名 Voyager 1;根據中文維基,兩岸三地給我不同的譯名,中國叫「旅行者一號」,台灣叫「航海家一號」,香港介乎兩者之間,取台灣的「航」字及中國「行者」二字,稱我「航行者一號」,可見香港文化上較接近大陸。本文寫給香港讀者,故以「航行者」自稱。
地球消息傳到耳邊,已是十六小時前的舊聞,因我身在太陽系邊陲,離地球 117 個天文單位(Astronomical Unit);太陽至地球的距離為一個天文單位,我的距離是其 117 倍,是有史以來離家最遠的太空船,光線及無線電要花十六小時跨越地球與我的距離;我聽到的消息,是十六小時前的消息;我看見的地球,是十六小時前的地球。我正以每年 3.6 天文單位的速度飄離太陽,換算為每秒 17 公里,即十三分鐘由香港飄到紐約。
離家出走,非我所願。我肩負着探索的任務,為增進人類對太陽系及外太空的認識而犧牲小我。打從 1977 年 9 月 5 日起飛,我到過木星(太陽系最大行星),發現木星像土星一樣,有一個環;木星表面有一大紅點(Great Red Spot),人類早已察覺,但不理解大紅點是些什麼,經我近距離拍攝,才知大紅點是個巨型風暴,有地球三倍之大。這還未算震撼,更震撼的,是木星一顆衛星竟然火山爆發,這是人類首次在地球以外看見火山活動。這些歷史性時刻,我有幸親歷其景。
木星後,是土星。我照樣拍下很多照片,「循例」發現幾顆衛星(當時對太陽系外圍行星所知仍少,所到之處總有些發現),過程不及木星般震撼,卻也幫助人類瞭解土星不少。
重要時刻來臨,土星考察過後,有兩條路揀,一是飄往泰坦(土星最大衛星),一是飄往冥王星。選擇泰坦的話,這將是我遇到的最後一塊陸地,因為泰坦的引力會把我拋離太陽系行星的運行面,此後只有往外太空飄去。泰坦是一顆非常特別的衛星,它體積巨大(直徑是地球的四成,對衛星來說是很大的了),有大氣層,充滿有機化合物。地球以外任何一處存在有機化合物,科學家聽了都會垂涎欲滴,美國太空總署也不例外,差遣我向泰坦飄去。
無法親臨冥王星,遺憾嗎?當然沒有,我深明世事未能盡如人意,兩難之間必有取捨。想當年,航行者計劃的前身是一個稱為「Grand Tour」的概念,打算建造幾艘太空船探索太陽系外圍的四顆行星:木星、土星、天王星、海王星;當時正值「偉大社會」改革(Great Society Program)及越戰,費用龐大,美國政府為減開支,拿太空總署「開刀」,由 1965 年至七十年代中期,太空總署的撥款減了一半,在僧多粥少的情形下,Grand Tour 計劃被逼取消。當年情況與今天穿梭機退役不無相似,美國政府財政緊絀,某些環節總要削減,只看不幸降臨在哪個部門身上。當年 Grand Tour 被削,今天穿梭機被削,我看了真覺心涼,要知道,當年與 Grand Tour 競爭經費的項目,穿梭機是其中之一。
Grand Tour 雖然無疾而終,探索太陽系的好奇心不會就此熄滅。太空總署向來有着水手號計劃(Mariner Program),曾發射多艘太空船探索水星、金星和火星;在 Grand Tour 生死未卜之時,水手號計劃已經打算擴闊探索範圍,着手籌備飛往木星和土星,換句話說,太空總署早已懷着一個「小型 Grand Tour」構想。「小型」當然比較省錢,目標只達木星和土星(正式 Grand Tour 包括天王星及海王星),兩艘太空船造了出來,是新設計,因此不叫「水手號」,改稱「航行者」。一號是我,二號是我的孖生兄弟。
對,我有位孖生弟弟,他比我早約兩星期升空(為什麼二號先,一號後,天曉得),但我飛得較快,升空後幾個月便趕過了他,比他早四個月抵達木星,早九個月抵達土星。之後,我倆分道揚鑣,我考察泰坦後飄往外太空,他則打道前往天王星及海王星。沒錯,官方計劃不包括天/海王星,但技術上是可行的,沒有明言而已,好像男孩告訴媽媽前往補習,途中順道約會女朋友,技術上可行,男孩亦沒有說謊;弟弟在官方目標達致後「順道」前往天/海王星,替原來計劃錦上添花之餘,亦完成了 Grand Tour 的宏願。
你看,Grand Tour 計劃胎死腹中,Grand Tour 的精神長存,經費不足不打緊,最重要是有決心、有願景。
弟弟考察海王星之後,朝外太空飄去。我倆的任務還未完結,還要探索太陽系邊陲、以至太陽系以外是什麼模樣。太陽射出的粒子,稱為「太陽風」,在我探索生涯三十三年的歲月,大部分日子都是順「風」而行,即是太陽風在我背後吹。自去年 12 月,我再感受不到太陽風,科學家說我已到達太陽系邊緣,快將進入外太空。外太空吹着什麼「風」,不知道,但「風」速應該不是零,這是科學家的估計。可是,由去年 12 月到現在,我測到的「風」速都是零,如此廣闊的「零風速」地帶,科學家也意想不到。我身處之地,算不算外太空?科學家也沒有答案。
四周異常寂靜,無風無聲,這狀況不知維持多久。獻身探索事業的我,寧願客死異鄉,也不甘像穿梭機沒出息地繞着地球團團轉。
(2011 年 7 月 14 日 信報副刊)
忽然,遠處傳來穿梭機最後一次升空的消息,她即將壽終正寢,地球上很多人覺得婉惜,我卻感到興奮,恨不得她早點歸西。我等她的死訊,等了三十三年。
我叫航行者一號,洋名 Voyager 1;根據中文維基,兩岸三地給我不同的譯名,中國叫「旅行者一號」,台灣叫「航海家一號」,香港介乎兩者之間,取台灣的「航」字及中國「行者」二字,稱我「航行者一號」,可見香港文化上較接近大陸。本文寫給香港讀者,故以「航行者」自稱。
地球消息傳到耳邊,已是十六小時前的舊聞,因我身在太陽系邊陲,離地球 117 個天文單位(Astronomical Unit);太陽至地球的距離為一個天文單位,我的距離是其 117 倍,是有史以來離家最遠的太空船,光線及無線電要花十六小時跨越地球與我的距離;我聽到的消息,是十六小時前的消息;我看見的地球,是十六小時前的地球。我正以每年 3.6 天文單位的速度飄離太陽,換算為每秒 17 公里,即十三分鐘由香港飄到紐約。
離家出走,非我所願。我肩負着探索的任務,為增進人類對太陽系及外太空的認識而犧牲小我。打從 1977 年 9 月 5 日起飛,我到過木星(太陽系最大行星),發現木星像土星一樣,有一個環;木星表面有一大紅點(Great Red Spot),人類早已察覺,但不理解大紅點是些什麼,經我近距離拍攝,才知大紅點是個巨型風暴,有地球三倍之大。這還未算震撼,更震撼的,是木星一顆衛星竟然火山爆發,這是人類首次在地球以外看見火山活動。這些歷史性時刻,我有幸親歷其景。
木星後,是土星。我照樣拍下很多照片,「循例」發現幾顆衛星(當時對太陽系外圍行星所知仍少,所到之處總有些發現),過程不及木星般震撼,卻也幫助人類瞭解土星不少。
重要時刻來臨,土星考察過後,有兩條路揀,一是飄往泰坦(土星最大衛星),一是飄往冥王星。選擇泰坦的話,這將是我遇到的最後一塊陸地,因為泰坦的引力會把我拋離太陽系行星的運行面,此後只有往外太空飄去。泰坦是一顆非常特別的衛星,它體積巨大(直徑是地球的四成,對衛星來說是很大的了),有大氣層,充滿有機化合物。地球以外任何一處存在有機化合物,科學家聽了都會垂涎欲滴,美國太空總署也不例外,差遣我向泰坦飄去。
無法親臨冥王星,遺憾嗎?當然沒有,我深明世事未能盡如人意,兩難之間必有取捨。想當年,航行者計劃的前身是一個稱為「Grand Tour」的概念,打算建造幾艘太空船探索太陽系外圍的四顆行星:木星、土星、天王星、海王星;當時正值「偉大社會」改革(Great Society Program)及越戰,費用龐大,美國政府為減開支,拿太空總署「開刀」,由 1965 年至七十年代中期,太空總署的撥款減了一半,在僧多粥少的情形下,Grand Tour 計劃被逼取消。當年情況與今天穿梭機退役不無相似,美國政府財政緊絀,某些環節總要削減,只看不幸降臨在哪個部門身上。當年 Grand Tour 被削,今天穿梭機被削,我看了真覺心涼,要知道,當年與 Grand Tour 競爭經費的項目,穿梭機是其中之一。
Grand Tour 雖然無疾而終,探索太陽系的好奇心不會就此熄滅。太空總署向來有着水手號計劃(Mariner Program),曾發射多艘太空船探索水星、金星和火星;在 Grand Tour 生死未卜之時,水手號計劃已經打算擴闊探索範圍,着手籌備飛往木星和土星,換句話說,太空總署早已懷着一個「小型 Grand Tour」構想。「小型」當然比較省錢,目標只達木星和土星(正式 Grand Tour 包括天王星及海王星),兩艘太空船造了出來,是新設計,因此不叫「水手號」,改稱「航行者」。一號是我,二號是我的孖生兄弟。
對,我有位孖生弟弟,他比我早約兩星期升空(為什麼二號先,一號後,天曉得),但我飛得較快,升空後幾個月便趕過了他,比他早四個月抵達木星,早九個月抵達土星。之後,我倆分道揚鑣,我考察泰坦後飄往外太空,他則打道前往天王星及海王星。沒錯,官方計劃不包括天/海王星,但技術上是可行的,沒有明言而已,好像男孩告訴媽媽前往補習,途中順道約會女朋友,技術上可行,男孩亦沒有說謊;弟弟在官方目標達致後「順道」前往天/海王星,替原來計劃錦上添花之餘,亦完成了 Grand Tour 的宏願。
你看,Grand Tour 計劃胎死腹中,Grand Tour 的精神長存,經費不足不打緊,最重要是有決心、有願景。
弟弟考察海王星之後,朝外太空飄去。我倆的任務還未完結,還要探索太陽系邊陲、以至太陽系以外是什麼模樣。太陽射出的粒子,稱為「太陽風」,在我探索生涯三十三年的歲月,大部分日子都是順「風」而行,即是太陽風在我背後吹。自去年 12 月,我再感受不到太陽風,科學家說我已到達太陽系邊緣,快將進入外太空。外太空吹着什麼「風」,不知道,但「風」速應該不是零,這是科學家的估計。可是,由去年 12 月到現在,我測到的「風」速都是零,如此廣闊的「零風速」地帶,科學家也意想不到。我身處之地,算不算外太空?科學家也沒有答案。
四周異常寂靜,無風無聲,這狀況不知維持多久。獻身探索事業的我,寧願客死異鄉,也不甘像穿梭機沒出息地繞着地球團團轉。
(2011 年 7 月 14 日 信報副刊)
2011年7月11日 星期一
美人變醜婦
廢話少講,請先看片段:
面孔怎會變得扭曲、怪異、醜陋?這是一個新發現的錯覺,是意外發現的。某大學生為一次心理實驗作預備,把一雙雙的面孔以眼晴水平對齊,然後快速檢查……呵!面孔怎麼變了樣?
如此意外的發現,當然未有圓滿解釋,負責這次研究的心理學家提議:
"Relative encoding seems to drive the effect. That is, forcing the observer to encode each face in light of the others. By eye-aligning the faces, it becomes much easier to compare their shape and the relative location of their features, so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m become more evident..."
想將仇人「毀容」,這是捷徑。 =)
Source: sciencebase, LabSpaces
面孔怎會變得扭曲、怪異、醜陋?這是一個新發現的錯覺,是意外發現的。某大學生為一次心理實驗作預備,把一雙雙的面孔以眼晴水平對齊,然後快速檢查……呵!面孔怎麼變了樣?
如此意外的發現,當然未有圓滿解釋,負責這次研究的心理學家提議:
"Relative encoding seems to drive the effect. That is, forcing the observer to encode each face in light of the others. By eye-aligning the faces, it becomes much easier to compare their shape and the relative location of their features, so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m become more evident..."
想將仇人「毀容」,這是捷徑。 =)
Source: sciencebase, LabSpaces
2011年7月10日 星期日
2011年7月7日 星期四
高鐵輸蝕在哪裡?
京滬高鐵開通,舉國雀躍。溫家寶說,京滬高鐵對於完善現代交通運輸體系、促進經濟社會發展、滿足民眾出行需求意義重大,譜寫了中國鐵路建設史上的新篇章;外國一些媒體對此浩大建設深表欣羨,暗嘆獨裁政權高效率之餘,亦說高鐵將給中國帶來巨變云云。
另一邊廂,信報去週才報導,高鐵上座率低、虧損嚴重已不是什麼秘密,已運營的京津、武廣、鄭西、滬寧、滬杭五線幾無例外。事實上,全球唯一賺錢的高鐵線只有連接日本東京和大阪的東海道新幹線,高鐵差不多與虧蝕畫上等號。看來,世上真的沒有免費午餐,要「完善現代交通運輸體系」,要「促進經濟社會發展」,要「滿足民眾出行需求」(全是溫總的話),要付代價的,代價就是高鐵的虧蝕,至少賺錢之前的虧蝕,如果終有一天賺錢的話。
高鐵為什麼這樣不濟?這不是本文有限篇幅及我這位門外漢能夠完滿回答的問題,我只能從興趣所及的幾方面探討一下。
往還二地,通常不只一種交通工具,我們的選擇建基於多項因素,如方便、準時、舒適、天氣、身體狀況,但最基本的考慮莫過於「成本 vs 快慢」;快些到達,不介意付貴一點;慢,當然得壓價了。成本和快慢,永遠是取捨,只可擇一。
平時說「成本」,指的是車資,這是消費者的角度。從工程師的角度,交通工具的「成本」可有另一番解讀。跑得快,風阻大,克服風阻要消耗能量,對工程師來說,風阻是一項成本,是交通工具運作時的必要付出。風阻以外,任何「阻力」都是成本,每種交通工具的總體「阻力成本」視乎其設計,「阻力成本」小,便能以最小能量最快移動最多貨物。1950 年,兩位工程師 G. Gabrielli 及 T. von Kármán 提出一條方程式,某交通工具的馬力除以重量再除以速度,就是其「阻力成本」,數值愈小愈好。注意,「阻力成本」是個物理數值,表示能量運用的效率,與金錢上的營運成本沒有必然關係。
2005 年,Imperial College London 機械工程系運用上述方程式,算出現今多種交通工具的阻力成本,繪成圖表。原圖頗為繁複,經我簡化成右圖。縱軸為阻力成本,橫軸為速度,每種運輸都能以不同速度前進,故形成五條軌跡;該圖顯示了「成本 vs 快慢」的取捨,速度愈快,阻力成本傾向愈高,不是絕對,大概如是。
若論最節省能源,非海運與鐵路莫屬。飛機雖然耗能,但勝在夠快,故仍有立足之地。車輛不算快,阻力成本又高(非常耗能),看似一無是處,為什麼還會存在?因其彈性及方便,其他運輸去不到的地方它都去得到。圖中「鐵路(客運)」那條軌跡涵蓋了時速 200 至 500 公里(留意橫軸為對數),包括了高鐵,以此圖看,高鐵在物理上一點不輸蝕,雖然不及飛機快,但阻力成本較低,應驗了「成本 vs 快慢」的取捨;與汽車比較更是「高下立見」,高鐵又快,阻力成本又低,物理上真看不到駕車的理由。
在物理層面,高鐵是不錯的運輸模式;其虧蝕連年,罪不在物理,答案要從其他方面找。
報導說,高鐵上座率低,貧苦大眾付不起高昂的車資云云。究竟,高鐵車費合理嗎?由北京去上海,傳統火車走 14 小時,收約 180 元(人民幣,下同);飛機兩小時多,機票千多元;高鐵兩者之間,車費怎樣才算合理?
首先,要把所有價格放到同一基礎上比較。有人採用每公里車資(車資除以距離),例如列車甲每公里 1 元,列車乙每公里 1.1 元,甲比乙便宜;但從消費者角度,這比較無甚實質意義,一公里究竟有多長?乘搭交通工具是用金錢換時間,時間才有切身意義,我愛用每分鐘車資。每分鐘車資愈高,每分鐘走的路應該愈遠(車速愈快),以下是四種北京至上海交通工具的計算:
原本打算分折高鐵票價,怎知圖畫了出來,更似分析航空公司劈價原因。如圖所示,若把二小時登機時間計算在內,飛機比高鐵快不了多少,但機票明顯貴了一截,如不劈價,根本無法競爭,還未計航班誤點、受天氣影響等不確定因素。圖中的劈價,是低於三折的劈價,頗為極端,航空公司能否經常提供,頗有疑問。看高鐵及火車票價,大致處於一條直線之上,單看此圖,高鐵不算過份昂貴,反而全費機票才是貴得嚇人。
既然票價不算高,為什麼高鐵少人問津?我真的沒有答案,只能懷疑中國老百姓未夠富有。早前經濟學人一位論者說過,日本東海道新幹線賺錢的唯一原因是「the sheer density—and affluence—of the customers they serve」,一是人夠多,二是夠富裕。中國沿海省份的人口密度絕不比東海道新幹線遜色,可是財富遠遠不及。假如這位論者的說法正確,假以時日,中國某些高鐵線賺錢的可能性不容抹煞。
最後提出一個觀點,要求高鐵賺錢是否有點不公平?一間高鐵公司需要獨力承擔路軌及車廂二者的維修,反觀一間巴士公司,只需保養車輛,不必維修馬路;一間輪船公司,只需保養輪船,不必修揖水道;一間航空公司,只需保養飛機,不必保養航道。高鐵與其他運輸系統最不同之處是那條「專用軌道」,那條需要刻意修揖、又無法分擔成本的專用軌道。政府花在修揖馬路的費用,我們不會說它「蝕」掉納稅人的錢,因為這是「完善現代交通運輸體系、促進經濟社會發展、滿足民眾出行需求」的必要之舉,同樣道理,維修路軌的費用應否視為政府促進社稷的必然開支?把高鐵和其他運輸系統看齊,維修路軌的支出應否撇除,不計入損益表之內?
假如高鐵真的能夠提高人民福祉,為什麼不降價至滿座,讓最多人享受高鐵的好處?票貴少人搭,蝕錢;票平多人搭,可能一樣蝕錢。一個「以民為本」的政府,怎揀?
(2011 年 7 月 7 日 信報副刊,以後逢週四刊登)
另一邊廂,信報去週才報導,高鐵上座率低、虧損嚴重已不是什麼秘密,已運營的京津、武廣、鄭西、滬寧、滬杭五線幾無例外。事實上,全球唯一賺錢的高鐵線只有連接日本東京和大阪的東海道新幹線,高鐵差不多與虧蝕畫上等號。看來,世上真的沒有免費午餐,要「完善現代交通運輸體系」,要「促進經濟社會發展」,要「滿足民眾出行需求」(全是溫總的話),要付代價的,代價就是高鐵的虧蝕,至少賺錢之前的虧蝕,如果終有一天賺錢的話。
高鐵為什麼這樣不濟?這不是本文有限篇幅及我這位門外漢能夠完滿回答的問題,我只能從興趣所及的幾方面探討一下。
往還二地,通常不只一種交通工具,我們的選擇建基於多項因素,如方便、準時、舒適、天氣、身體狀況,但最基本的考慮莫過於「成本 vs 快慢」;快些到達,不介意付貴一點;慢,當然得壓價了。成本和快慢,永遠是取捨,只可擇一。
平時說「成本」,指的是車資,這是消費者的角度。從工程師的角度,交通工具的「成本」可有另一番解讀。跑得快,風阻大,克服風阻要消耗能量,對工程師來說,風阻是一項成本,是交通工具運作時的必要付出。風阻以外,任何「阻力」都是成本,每種交通工具的總體「阻力成本」視乎其設計,「阻力成本」小,便能以最小能量最快移動最多貨物。1950 年,兩位工程師 G. Gabrielli 及 T. von Kármán 提出一條方程式,某交通工具的馬力除以重量再除以速度,就是其「阻力成本」,數值愈小愈好。注意,「阻力成本」是個物理數值,表示能量運用的效率,與金錢上的營運成本沒有必然關係。
2005 年,Imperial College London 機械工程系運用上述方程式,算出現今多種交通工具的阻力成本,繪成圖表。原圖頗為繁複,經我簡化成右圖。縱軸為阻力成本,橫軸為速度,每種運輸都能以不同速度前進,故形成五條軌跡;該圖顯示了「成本 vs 快慢」的取捨,速度愈快,阻力成本傾向愈高,不是絕對,大概如是。
若論最節省能源,非海運與鐵路莫屬。飛機雖然耗能,但勝在夠快,故仍有立足之地。車輛不算快,阻力成本又高(非常耗能),看似一無是處,為什麼還會存在?因其彈性及方便,其他運輸去不到的地方它都去得到。圖中「鐵路(客運)」那條軌跡涵蓋了時速 200 至 500 公里(留意橫軸為對數),包括了高鐵,以此圖看,高鐵在物理上一點不輸蝕,雖然不及飛機快,但阻力成本較低,應驗了「成本 vs 快慢」的取捨;與汽車比較更是「高下立見」,高鐵又快,阻力成本又低,物理上真看不到駕車的理由。
在物理層面,高鐵是不錯的運輸模式;其虧蝕連年,罪不在物理,答案要從其他方面找。
報導說,高鐵上座率低,貧苦大眾付不起高昂的車資云云。究竟,高鐵車費合理嗎?由北京去上海,傳統火車走 14 小時,收約 180 元(人民幣,下同);飛機兩小時多,機票千多元;高鐵兩者之間,車費怎樣才算合理?
首先,要把所有價格放到同一基礎上比較。有人採用每公里車資(車資除以距離),例如列車甲每公里 1 元,列車乙每公里 1.1 元,甲比乙便宜;但從消費者角度,這比較無甚實質意義,一公里究竟有多長?乘搭交通工具是用金錢換時間,時間才有切身意義,我愛用每分鐘車資。每分鐘車資愈高,每分鐘走的路應該愈遠(車速愈快),以下是四種北京至上海交通工具的計算:
- T109 號火車,每分鐘付 0.216 元走 1286 米。
- D33 號 250 公里時速高鐵,每分鐘付 0.775 元走 2010 米。
- G1 號 300 公里時速高鐵,每分鐘付 1.927 元走 3692 米。
- 某空中航班,每分鐘付 8.7 元飛 8290 米。
原本打算分折高鐵票價,怎知圖畫了出來,更似分析航空公司劈價原因。如圖所示,若把二小時登機時間計算在內,飛機比高鐵快不了多少,但機票明顯貴了一截,如不劈價,根本無法競爭,還未計航班誤點、受天氣影響等不確定因素。圖中的劈價,是低於三折的劈價,頗為極端,航空公司能否經常提供,頗有疑問。看高鐵及火車票價,大致處於一條直線之上,單看此圖,高鐵不算過份昂貴,反而全費機票才是貴得嚇人。
既然票價不算高,為什麼高鐵少人問津?我真的沒有答案,只能懷疑中國老百姓未夠富有。早前經濟學人一位論者說過,日本東海道新幹線賺錢的唯一原因是「the sheer density—and affluence—of the customers they serve」,一是人夠多,二是夠富裕。中國沿海省份的人口密度絕不比東海道新幹線遜色,可是財富遠遠不及。假如這位論者的說法正確,假以時日,中國某些高鐵線賺錢的可能性不容抹煞。
最後提出一個觀點,要求高鐵賺錢是否有點不公平?一間高鐵公司需要獨力承擔路軌及車廂二者的維修,反觀一間巴士公司,只需保養車輛,不必維修馬路;一間輪船公司,只需保養輪船,不必修揖水道;一間航空公司,只需保養飛機,不必保養航道。高鐵與其他運輸系統最不同之處是那條「專用軌道」,那條需要刻意修揖、又無法分擔成本的專用軌道。政府花在修揖馬路的費用,我們不會說它「蝕」掉納稅人的錢,因為這是「完善現代交通運輸體系、促進經濟社會發展、滿足民眾出行需求」的必要之舉,同樣道理,維修路軌的費用應否視為政府促進社稷的必然開支?把高鐵和其他運輸系統看齊,維修路軌的支出應否撇除,不計入損益表之內?
假如高鐵真的能夠提高人民福祉,為什麼不降價至滿座,讓最多人享受高鐵的好處?票貴少人搭,蝕錢;票平多人搭,可能一樣蝕錢。一個「以民為本」的政府,怎揀?
(2011 年 7 月 7 日 信報副刊,以後逢週四刊登)
2011年7月3日 星期日
荷里活的循環再用
導演 Michael Bay 在《變形金剛:黑月降臨》借用了《謊島叛變》(The Island)的一幕。這已不是第一次,他在變形金剛第一集也借用過《珍珠港》的鏡頭。據聞,這樣做是為了節省成本,但拘拘一個鏡頭慳到幾多?不如說他用得着便拿來用好了。
Source: GeekTyrant
Source: GeekTyr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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