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穿表面的紛紛擾擾，菲傭案骨子裡就是「既得利益者」是否容許一批「阿燦」成為其一份子，及「阿燦」成為「既得利益者」後對社會帶來什麼影響，這與美國十九世紀解放黑奴、五十至六十年代黑人民權運動、南非 1994 年放棄種族隔離政策、香港七十年代容許抵達市區的內地偷渡人士成為香港居民的抵壘政策何其相似。假設菲傭勝訴，大批湧港，給香港帶來什麼衝擊？實在不必爭拗，大量歷史事例可供借鏡。
香港大學某學者曾經搜集二十世紀世界各地大規模收容難民（如香港的抵壘政策）及擴大公民資格（如南非放棄種族隔離）的案例，在 42 個案例之中，33 次十年內人均 GDP 每年增長 3% 或以上；所有案例合計，人均 GDP 十年內年均增長 2.4%；其他因素調節過後，發現公民資格每擴充的 0.01%，人均 GDP 便會上升 0.04 個百分點。
然而，案例中的社會經濟環境與香港今日相同嗎？案例中的「新公民」是否如香港菲傭「清一色」為家庭傭工？還幾乎全部是女性？菲傭案或多或少牽涉香港與菲律賓的外交，這些外交瓜葛對經濟可有意想不到的影響？還有這類統計分析的最大盲點，是新公民拉高人均 GDP，還是人均 GDP 正在增長的地區較樂意接納新公民呢？
另一位港大學者作了另一項研究，翻查加拿大各省及美國各州由 1955 至 2005 年的資料，嘗試找出低薪移民對當地福利制度的衝擊。他發現，低薪移民與福利開支高度相關（very correlated），每接納總人口 0.01% 的低薪移民，福利開支便增 0.1%。
香港的福利與美加不可同日而語，而且研究只涵蓋二國，有多少代表性呢？菲傭在港人數眾多，遇上困境不難找到同鄉支持，其對福利制度的負荷會否較外地「一般」低薪移民為輕？不少菲傭擁有高學歷，你肯定她們「低薪」？此外，又是這類統計分析的最大盲點，低薪移民扯高福利開支，還是福利慷慨的地方較為吸引低薪移民呢？
看過兩項研究，你變得：
（A）更怕菲傭蜂擁而至，更把她們拒諸門外？
（B）更不介意中門大開？
（C）更意識到社會議題的複雜性，更願聆聽正反雙方的論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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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rry，我再次欺騙了大家，上述兩項研究都是假的，我在模仿三十二年前美國史丹福大學一次實驗。當時，死刑是討論熱烈的社會議題，有人主張廢除，有人主張保留，無論站在哪一方，意見都是挺強烈的。共四十八人做實驗，二十四位支持死刑，二十四位反對，每人都要順序閱讀以下四組資料：
（一）第一個研究結果，「某某研究比較十四州執行死刑之前和之後一年的謀殺率，其中十一州的謀殺率有所下降，此說明死刑是有阻嚇作用的」；
（二）再讀一些對於這個研究的批評及作者的反駁；
（三）第二個研究結果，「某某研究比較死刑法例不一的相鄰州份，十次比較之中的八次，有死刑的州份謀殺率較高，此說明死刑是沒有阻嚇作用的」；
（四）再讀一些對於這個研究的批評及作者的反駁。
第一及第二個研究出現的次序可以調換，以排除次序對整體結果的影響。所有人接受同一套「教育」，對死刑的看法靠近了嗎？恰恰相反，是疏離了，原來支持的更支持，原來反對的更反對。用今日的說法，「社會兩極化」了。
為什麼？因為人有 confirmation bias，喜歡確認自己的看法，喜歡證明自己對。芸芸理據擺在眼前，「啱口味」的立刻接受，意見相左的不屑一顧。Confirmation bias 有以下症狀：
（一）雙重標準：你看甲不順眼，雞蛋裡挑骨頭，甲看來更不順眼；乙給你好印象，對他有讚無彈，令好印象更加難忘。
（二）選擇性失聰：「市民支持堵塞補選漏洞，遞補機制乃民意所歸。有人不支持？有嗎？」
（三）主觀願望式解讀：「李克強向我微笑，顯然是滿意我的治港政績。」愈想愈是心花怒放。
（四）閱讀偏食：親共的人看文匯報，反共的人看蘋果日報。
總之，we only see what we want to see。三十二年前的史丹福實驗，讀過同一組資料的人意見更為兩極化；剛才被我欺騙過的你，揀了 A、B、抑或 C？
有辦法減低 confirmation bias 嗎？我遍尋學術文獻，找到的不外乎提醒自己易地而處、嘗試從他人角度看問題等說完等於沒說的提議，如果行得通，社會也兩極化不到哪裡去。看來，confirmation bias 是一種深植人心的偏見，作為凡人，完全中立地看待紛陳的議論近乎不可能。在社會問題愈來愈複雜、不是一言兩語說得清的今天，在每人都有發表渠道、都有偏聽自由的世界，「真理愈辯愈明」是多麼過時的陳腔濫調。
（2011 年 9 月 8 日 信報副刊）
學術參考：
Raymond S. Nickerson (1998), “Confirmation Bias: A Ubiquitous Phenomenon in Many Guises,” Review of General Psychology 2, 175-220.
Charles G. Lord, Lee Ross, Mark R. Lepper (1979), “Biased Assimilation and Attitude Polarization: The Effects of Prior Theories on Subsequently Considered Evidence,”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37, 2098-2109.
真理其實係唔存在的。"We only see what we want to see"，人只會看想看的東西。所以，每當有社會討論時，說不定要來個公投(還要像新加坡般強迫投票)才可「解決」。
回覆刪除確切的說法是: 外傭爭取與其他外籍人士平等的申請居港權的權利. 反方和正方都不希望大批外傭取得居港權, 但反方的抹黑宣傳罔顧事實, 謊稱菲傭官司勝訴, 外傭就會自動取得居港權, 被正方揭破謊言後, 則聲稱入境處審批申請非常寬鬆, 甚至暗示差不多逢申請必批, 將入境處描繪成如同虛設. 若然真的如此, 正確的做法應是整頓入境處, 恢復嚴格批核申請, 還原入境處的應有職能, 而非以釋法改變打輸了的司法官司.
回覆刪除另一方面, 每年有五萬多大陸人取得居港權, 人數比外傭多許多倍, 入境處並且無權批核他們申請來港, 他們不會攤薄綜援、房屋、教育、醫療等福利嗎? 但從來不見反方的政客如此強烈表示不滿, 為何他們集中力量針對外傭? 內中完全沒有歧視的成份?
@Zeus，或者心理學家都係有 confirmation bias 才到處去找 confirmation bias 的證據，是否真有 confirmation bias 呢？Who cares？信就是有了。
回覆刪除@匿名，無論政客的說話有多「荒唐」，也要有市場才能成事。有人肯聽，政客才會說某些話。奇怪的是，無論多荒唐的謬論，總有人相信，由此可見 confirmation bias 的威力和魔力。
我們自己，也可能墮進 confirmation bias 的陷阱而不自知。古語有云：「每日三省其身」，然而中肯的「自省」是多麼困難。
我在一些菲傭爭取居港權的網誌中，有以下的討論。
回覆刪除(不知道自己有沒有墮進 confirmation bias 的陷阱中?)
菲傭爭取居港權用的公義法則(主要是自由主義-John Rawls, 1921-2002)是有限制的。
Michael J. Sandel 在＂正義：一場思辨之旅＂中，引用Alasdair MacIntyre的After Virtue，人生就好比一趟敘事的求索之旅（人是敘事者而不是自願者。）來說明社群主義。
如果人人皆為某國公民，同胞之間的特別義務就不構成問題，至少就正義要求而論是不會。
但是，在富國窮國天差地遠的世界，社群的道義要求就會抵觸到平等的道義要求。
開放如美國也不能不限制移民。
Michael Walzer在＂正義諸領域＂書中道：社群獨立的核心就是管理成員資格的能力，為接納與拒斥設定條件。
Michael J. Sandel沒有給出解決方法。他只提出移民議題在富國中往往是燙手山芋，反映的正是這種緊張。（社群的道義要求抵觸平等的道義要求。）
我只是想指出各政黨提出的意見，在Michael J. Sandel的書中（或在美國國會中）都有討論過，也有意見背後的理論。
Immanuel Kant的自主意志和John Rawls的自由主義加上Alasdair MacIntyr的敘事者，這樣就有以下三類道義責任：
第一， 自然責任：有普世性，不需經由同意
第二， 自願義務：有特殊性，需要經由同意
第三， 團結義務：有特殊性，不需經由同意
我想知道的是我們在菲傭申請權中有沒有道義責任？就以上三點來看，是沒有的。
在外國，政府可用公投來解決，避免了這種衝突。但在香港行不通。
個人而言，不太在意法庭怎判，依法辦事就是了。
回覆刪除動輒邀請人大釋法，自毀法治長城，我接受不了。